财政部关于对1994年1月1日前签订开发及转让合同的房地产征免土地增值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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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对1994年1月1日前签订开发及转让合同的房地产征免土地增值税的通知
财政部关于对1994年1月1日前签订开发及转让合同的房地产征免土地增值税的通知
财法[1995]7号
1995-01-27财政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执行。现对1994年1月1日以前签订开发、转让合同的房地产征免土地增值税的问题，通知如下:
一、1994年1月1日以前已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不论其房地产在何时转让，均免征土地增值税。
二、1994年1月1日以前已签订房地产开发合同或已立项，并已按规定投入资金进行开发，其在1994年1月1日以后五年内首次转让房地产的，免征土地增值税。签订合同日期以有偿受让土地合同签订之日为准。
对于个别由政府审批同意进行成片开发、周期较长的房地产项目，其房地产在上述规定五年免税期以后首次转让的，经所在地财政、税务部门审核，并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核准，可以适当延长免税期限。
三、在上述免税期限内再次转让房地产以及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房地产转让，如超出合同范围的房地产或变更合同的，均应按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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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于2008-3-13在贵站发表的《盖尤斯法学思想解读》一文，现在又进行了文字上的部分修改并发表！
盖尤斯法学思想解读（修订稿）
作者：宋飞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盖尤斯的生平和著作，接着从盖尤斯的前辈们谈起，对比盖尤斯身处的时代背景和《法学阶梯》的创作思路，然后，我将结合《法学阶梯》的创作思路和盖尤斯思想重点介绍盖尤斯研究中需要澄清的十大问题，最后我将谈谈盖尤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以求对盖尤斯这位法学大师来一个透彻的灵魂剖析。
关键字：盖尤斯 法学阶梯
目录
一、 导论
二、 盖尤斯的前辈们
三、《法学阶梯》的写作脉络及法学思想
（一）第一卷 总论及人法
（二）第二卷 物、物权、遗嘱继承
（三）第三卷 法定继承、债
（四）第四卷 诉讼法
四、盖尤斯研究中需要澄清的十大问题
五、盖尤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
一、导论
盖尤斯现象，如同达芬奇密码一样，历来为民法史学家所津津乐道。
盖尤斯最有名的东西，我觉得算是他的《法学阶梯》一书。此书的发现，颇具有传奇色彩。1816年为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在意大利旅游时在北部城市维罗那城的开普特教堂的图书中发现此书，系公元5世纪的手抄本（中译本封面上有该抄本的残页照片），用羊皮纸写成，抄本共126页，仅缺3张，但上面又誊写着后来的神学家圣哲罗姆的书札和评论，因而字迹很难辨认。柏林科学院获得此信息后，立即派遣高森和贝克两位学者赶赴弗罗那，与已在那里的刑诉大师贝夫曼.赫尔维格博士一起解读，并让德国著名历史法学家萨维尼进行鉴定，最后确认该手稿确系盖尤斯的《法学阶梯》，遂于1820年出版了校订本（由高森校订）。该书的手抄本面世后，人们在埃及和西欧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它的其它一些片断，这些片断订正并补充了弗罗那抄本的错误和缺页，从而使我们对该书的了解更为全面。该书面世后，迅速被分别译为英、俄、日等国语言，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
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学者已对盖尤斯的法学思想作出系统而且深入的研究，在我国，这项工作还很零散而不完整。达成共识的仅是他的生平介绍和其著作的简介：
盖尤斯是罗马帝国前期著名法学家，所谓的“罗马五大法学家”中的出生最早的一位。古罗马人的姓名由3个名字组成，盖尤斯是其首姓。他出生和活跃的时代分别是罗马皇帝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和安敦尼.庇乌（公元138－161年）（即中国史书上的大秦王安敦）在位的时候。作为一个法学教师，盖尤斯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有专业论著传世的第一位职业法学家。在学术上，盖尤斯自称属于萨宾派。他是一位多产的法学家，他的著作共有13种，如《十二铜表法注释》、《行省敕令评论》32篇，《市政裁判官告示评论》、《法律论》15篇，委托论、案例论、规则论、嫁资论以及抵押论各1篇等著作。其代表作无疑是四卷本《法学阶梯》（Institutes）,该书不仅是当时法律学校的教材，成为查士丁尼编纂同名法典《法学阶梯》(罗马《国法大全》其中一部）时的范本，同时也是唯一的一部完整地传至后世的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文献，此外它还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学专著。在它以前，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罗马共和国学者西赛罗的《论法律》，都未能将法律与政治、哲学、神学等话题严格区分。盖尤斯的论著则是以纯粹法学的视野来研究法律现象。其能完整地传至后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该书的普及程度。该书大约成于公元161年前后，是一部初级法学教材，长期用作罗马法科学生的课本。有关私法的内容几乎都已涉及，很适宜作法律学校和市民自学法律用的教材。因而该书当时流传很广。与《法学阶梯》配套，盖尤斯还编写了一本《日常法律事件》，该书曾被后世学者称为“黄金书”，是进一步阐述《法学阶梯》的著作。可惜，这本解释书现在已失传了。公元426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西罗马皇帝瓦伦廷二世颁布《学说印证法》，盖尤斯与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莫德斯丁被一起列为罗马五大法学家，盖尤斯的地位仅次于乌尔比安和帕比尼安。公元六世纪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有535条选自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现今西方奉行的“一个人的住宅即其壁垒”的原则，就是出自盖尤斯。“
介绍完我国法学界目前的共识之后，笔者试图开创一个先例，对盖尤斯这位法学大师作一个透彻的灵魂剖析。笔者在阐述自己的理解时，主要以《法学阶梯》为参考蓝本。笔者的创作计划是这样的：首先，谈谈盖尤斯的前辈们，接着讨论一下盖尤斯身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创作源泉，然后，我将重点介绍《法学阶梯》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最后我将谈谈盖尤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虽然笔者知道，自己既不是什么罗马法权威，也不是什么法学专家，但笔者坚信，我的论文结束的时候正是大多数中国著者的论文开始的时候！
二、 盖尤斯的前辈们
如果不把盖尤斯放在和他的前贤和同时代的人的关系之上考虑，那么，就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能被恰当地评价。在此，为了集中一点加以叙述，笔者截取的时间段是撇开古希腊时代，从罗马共和国后期（《十二铜表法》颁布以后）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
罗马共和国后期出现数十位法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有七位：
C.弗拉维乌斯，罗马共和国中后期执政官A.克劳迪.崔库斯的秘书，公元前307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相继把诉讼方面的程序和进行诉讼的日期表公布于众，称《弗拉维努姆法》，开始打破祭司团垄断法律知识的局面，受到贵族和平民的普遍欢迎。
提贝留.科伦卡纽斯，平民出身，公元前254年担任大祭司（祭司团的首领）。此职过去一直由贵族垄断，他是担任该职的第一个平民。他进一步在公开场合传授法律知识，并解答人们提出的各种法律问题。这样，法律由秘密时期进入了公开时期。
赛斯特.阿埃利乌斯.伯图斯，曾任罗马共和国后期执政官，公元前254年以世俗官吏的身份，对法律进行解释、论述，并著书立说，进一步使法学最终成为一门世俗的学问而摆脱了神学体系，促进法律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P.鲁提里.鲁弗斯，公元前118年罗马的大法官，公元前105年的执政官。曾创制“鲁提里取得时效”、“ 鲁提里诉讼”，在法律执行中引进财产拍卖制度。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曾对其大加赞赏。
库尹特.穆齐.斯卡沃拉，公元前95年的执政官，法学家布布利.穆齐.斯卡沃拉的儿子。著有18卷《市民法论》。他是第一个将希腊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罗马传统的简单归纳方法结合起来的学者。根据彭波尼介绍，库尹特.穆齐.斯卡沃拉第一个组创了市民法，他把分类论述、归纳演绎以及系统的方法适用于市民法。他的作品也是后来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曾代理著名的科波尼乌斯遗产继承案,但却被辩论中被对方代理人L.李锡尼乌斯击败。公元前82年被谋杀。
塞尔维.苏尔皮其，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公元前43年去世。曾创制“塞尔维诉”，首次将公平原则应用于两个契约诉的竞合。许多法学观点被后来的查士丁尼皇帝采纳。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年1月3号—前43年12月7号.古罗马共和国后期著名政治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于古罗马阿尔皮诺的奴隶主骑士家庭，以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从事过律师工作，后进入政界。开始时期倾向平民派，以后成为贵族派。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政治联盟成立后被三头之一的政敌马克•安东尼派人杀害于弗米亚。 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的代表作是《国家篇》和《法律篇》。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务，是人们在正义的原则和求得共同福利的合作下所结成的集体；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体都是单一政体，理想的政体应是“混合政体”，即以当时罗马元老院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国。早在罗马帝国初期法学家兴起以前，他就系统地论证了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法代表理性、正义和神的意志，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它在国家产生以前早已存在；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根本不配称为法律。
进入罗马帝国前期,又有数百名法学家,而且出现职业化和学派化趋势.从屋大维于公元前27年当政起到哈德良皇帝于公元138年去世止的约一个半世纪中，罗马法学家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两大法学派别，双方在提贝留皇帝在位时正式形成不同的学派——普罗库鲁斯学派和萨宾学派，各树一帜，展开争鸣。在盖尤斯之前共产生5名著名职业法学家：
A.拉贝奥（公元前50——公元20年），普洛克鲁斯学派的创始人，出身平民，倾向共和政体，当过大法官，曾拒绝屋大维推荐他为执政官。在法学上，他富有创新精神。传说留给后人的法学著作有400多卷。该学派的后继者彭波尼曾赞誉他是法学界的革新者。
S.普洛克鲁斯，活跃时期为1世纪中叶，是普洛克鲁斯学派的真正领袖，公元33年继A.拉贝奥的弟子内尔瓦（与S.普洛克鲁斯是同学，公元33年自杀）任普洛克鲁斯学派主持人。著有《法律文书集》，其著作中有37篇为后来查士丁尼《学说汇纂》所转载，被引用的有134处。
C.A.卡必多，萨宾派的鼻祖，公元5年担任执政管，22年去世。拥护帝制，唯皇帝之命令是从，故生前深得屋大维的宠信，曾升任执政官，是第一个获得公开解答全荣誉的人。但他在法学方面常因循旧说，比较保守。与A.拉贝奥两人各设讲坛，招收门徒，著书立说。著有《法学杂记录》等。
马苏里.萨宾（公元64年去世），萨宾派的代表，著有三卷《市民法论》和《解答集》，确立了关于市民法的体系。萨宾的《市民法论》，后来为许多罗马法学家所注释，如帕比尼安的《市民法论注释》35卷，乌尔比安的《市民法论注释》51卷，保罗的《市民法论注释》16卷等。萨宾还带了众多的弟子。萨宾一生没有任官，仅仅是一个法学解答者、教师和著作家。但通过上述作品，萨宾在当时学术界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赛斯特.彭波尼（约公元160年去世），与盖尤斯同时代，但去世较早，属普洛克鲁斯学派，也是一个多产的法学家。在他众多的作品中，汇集了到他时代为止的所有罗马古典法学的成果，并通过在作品中附上案件和判决的方式，予以充分阐述。彭波尼的代表作是关于萨宾学说的35卷注释书、关于斯卡沃拉学说的39卷注释书、关于告示的79卷注释书以及《教本》、《元老院决议录》、《书简集》和关于他老师著作的注释书等。其中，《教本》是关于罗马法制史的断片性质作品，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本自王政时代至彭波尼生活时期的法制史著作。由于彭波尼在法学研究上的伟大成就，他的许多学说（共有578个段落）被后来查士丁尼《学说汇纂》所吸收。
从罗马共和国以及罗马帝国前期的上述概况分析，公元2世纪以前，罗马的法学家最初仅限于对先前制定的法律加以整理和可能的整理，而不增加任何他们自己的东西；在随后的发展阶段，法学家们在法律旁增加了诉讼以及对它们的解释，这种解释很可能是注释性的；此后法学家们把对法律的评论纳入到一个以其学识为基础的总体系之中，用分类论述、归纳演绎以及系统的方法研究法律，从而奠定了民法的基础；后来的作品则都遵循“系统的和创制性的”方法，即在论述中有时表现为对告示内容的考察，有时表现为对法律、元老院决议或君主谕令内容的考察，有时表现为对先前法学家的意见、为反映某一问题丰富多彩的侧面而编设的例子或者要求法学家发表见解的具体案例的讨论，这种方法总是由一种深刻的内在系统性加以指导，总是尽可能地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并辅之以建立在普编接受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其他论述方法。同这些罗马法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盖尤斯的作品中占知道地位的是教学方面的要求，这使得创制性成分降低，对已固定的法的叙述性成分增加；在那里受到注重的是系统的方法，这也鲜明地表现在使人易于理解和记忆的叙述次序上。他为在系统论书中形成内在的体系做出伟大的努力。当时其它法学家作品的次序表现为一种同缔结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和诉讼舞台上的原告的活动紧密联系的考察，盖尤斯比他们超前一步，他很早就进行对权利内容的考察。在他的体系中，人、物、诉讼（即从人的观点关注的权利）、人对物的享有以及对权利和法律关系的享有（还考察这些权利和关系的内容、取得和丧失）这样一些议题被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以人为中心并且使权利为人服务的法律观念。可以说，盖尤斯的体系是以现实中平等的、主权的和有产的家父及其相互关系为模式创造的，这种家父赋予民法以特色；这些家父代表者理想中的人及其在法中的中心地位。这种法学思潮与当时流行的新斯多葛主义哲学中倡导的“人人皆兄弟、彼此应友好”无疑是遥相呼应的。
三、《法学阶梯》的写作脉络及法学思想
我们现在来看盖尤斯《法学阶梯》的写作脉路，其间附带对其法学思想作一评注（注：笔者对其中的有些罗马法术语，对照周??前辈和黄风教授对拉丁文的翻译，择优录取，没有一一说明）。该书约成于公元161年前后，载有古罗马皇帝安敦尼.庇乌时的法制情况。其内容包括市民法和长官法，分四卷三编，即人法、物法与诉讼法。四卷的划分（以下段落以黄风的中译本为准，下同）如下：
（一）第一卷 总论及人法
1．总论（见第1——8段）
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辨析
王 彦
内容摘要
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在性质、起诉条件和处理程序方面有着重大差异，客观上要求我们对该两类案件予以救济时应当区别对待，选择最合适的判决方式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区分两类案件在诉讼上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廓清行政机关应答义务与法定职责的界限，将行政不作为上升到程序违法的高度予以关注。
长期以来，许多法学教科书或其它理论文章，在论及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常常称其为不履行法定职责，将行政不作为与不履行法定职责相等同。典型的观点如：可诉性不作为是指超过法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不实施一定法定职责的行为。*1行政机关不作为是指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2还有人认为行政不作为分为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不作为，消极的不作为是行政机关延迟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积极的不作为是明示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3《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四)、(五)项规定：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只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两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也没有对两种行政行为的性质作区分。由于学理上未将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在性质上分开，导致司法实践中普遍将二种不同的行政案件当作同一类型案件，对行政不作为案件适用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判决形式或对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适用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判决形式，使相当多的行政案件在审理上走了弯路。笔者试对行政不作为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如下辨析，以期与各方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根据行政行为理论，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是以行政行为存在、表现的形式为标准划分而来的。所谓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是行政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可被人所感知的形式，行政不作为与作为都是人们从形式上感知行政行为的结果。那么，在各种各样行政行为中什么可以让人们不通过了解其内容而仅从形式上就能感知结果呢？笔者认为，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申请的应答，是一种典型的仅从形式上就可感知的结果。如，公民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颁发营业执照，工商管理机关在一定期间对该申请作应答或不作应答，人们从直观上可以得到感知。无论行政作为或不作为，从形式上就可判断，并不涉及行政行为的内容，人们也不应当从一种形式的东西引伸出具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来--------譬如，从行政机关的不应答行为引伸到行政机关应当履行其法定职责。基于此，行政不作为案件可以这样定义：它特指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申请具有应答义务而不作应答的案件，表现为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申请在法定期间延迟、推诿或不予答复。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不作复议决定，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行政不作为案件予以受理。所谓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实体行政法律关系。由于它主要反映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调整，这种调整必须通过行政主体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来实现。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的这种作为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能为当事人实现实体诉讼利益(取得某种资格、享受某种福利、满足某种请求)，从某种角度上说，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具有更多的诉讼意义，更为当事人所关心。由此，笔者认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应当是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法律关系实体义务的案件。其主要表现为明示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即通常所说形式作为，实质不作为。这种程序上的“作为”而在实质上的“不为”是行政主体依法享有的处置权的组成部分，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是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由于行政不作为案件主要解决形式问题，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主要解决实体问题，两类案件在性质、起诉条件、诉讼处理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人民法院在审理两类案件时应当遵循不同的思路。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应当注意二个要件：首先，应以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请权为前提。如前所述，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不履行应答义务的行为，应答暗含应相对人申请的意思。行政主体的应答义务，因特定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申请而产生，没有申请，何来应答？这里所指的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作广义理解，不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发的法律、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还应当包括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诉讼中只要相对人举证证明存在申请权，人民法院就应当判定行政主体存在应答义务。其次，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原告还应承担行政主体超过法定期间不作为的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对于相对人的申请，在法定期间延迟、推诿、不予答复，是行政不作为的表现形式，相对人只要向法庭举证证明行政主体存在上述情形之一，人民法院结合第一个要件的审查，就可以判定行政主体行政不作为违法。由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明示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因此，对行政主体任何有关口头或书面的决定、通知、答复，与该决定、通知、答复有着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时，由于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围绕行政主体是否具有某种法定职责及其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进行合法性审查，举证责任应当由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
无论从概念、审理方式、举证责任诸方面看，行政主体的不作为都不能等同于不履行法定职责，两种行为的界限在于前者是行政主体程序上的消极“不为”，后者是实体内容的“不为”，是否定性行政行为。两种行为如果给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其救济方式各不相同。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看，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大致有确认判决(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撤销判决(将行政不作为纳入拟制类行政行为加以撤销)、责令判决(责令行政机关为某种行为，但不涉及行为内容)三种形式。适用确认判决确认行政主体不作为违法，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迅速裁决，以解决不作为的消极违法状态。但判决对行政机关如何作为没有约束力，当事人除据以提起国家赔偿请求之外，仅仅只能不断请求原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撤销判决主要是用于干预行政或侵害行政上，目的在于判决撤销侵害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行政行为，以防止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利遭受侵害。该判决形式只适用于形式上作为的行政行为，而不宜适用形式上不作为的行为。比较而言，在我国目前国情下，撤销判决不适宜作为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很容易使人将行政不作为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概念混同。责令判决恰好可以适应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延迟、推诿、不予答复而被法院判决承担相应应答义务的需要。当人民法院判定行政主体具有应答义务而不作应答时，可以责令其作出应答。只要行政主体作出应答，不管其内容如何，诉的利益便告消灭。只有当由于情势变化，使人民法院适用责令判决行政主体作出应答已无实际意义或要解决因行政不作为给申请人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诉讼时，才有必要适用确认判决。
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救济方式，亦主要存在三种：履行判决(法院直接判决行政机关负有做成原告所申请的职务行为的义务)与形成判决(法院对案件的处理享有与被告行政机关相同的地位和权限)以及撤销判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明示拒绝履行职责行为，该行为作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通过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后将产生两种后果：维持或撤销。因此，撤销判决(包括重作判决)应当是不履行法定职责救济的最自然的方式。但是，司法实践表明，撤销判决的效能亦较为有限，因其只能解决当前的行政违法行为，撤销之后的后续处理状态，却未为可知，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欠积极和实效。即使判决撤销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也未见彻底，行政相对人极可能再次因不满意行政机关的决定而起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坚决排除法院直接代替行政主体作出某种行为以满足行政相对人需要的形成判决的情况下，应当着重履行判决的适用。履行判决，即法院作出的要求被告履行某种职责的判决，其实质是对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一种强制。对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履行判决无疑是最具实效的救济方式。人民法院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的内容应当如何呢?目前主要有二种不同观点，即：原则判决说和具体判决说。原则判决说认为，强制履行判决的内容只能是要求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而不能对行政主体如何履行职责提出要求，否则即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具体判决说认为，强制履行不但应当包括要求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程序内容，还应包括履行事项、履行要求及履行数额等具体内容，否则会影响诉讼效益，导致重复诉讼。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判决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方式和力度应当作具体的分析。行政主体不同的法定职责需要不同的履行判决内容，通常对涉及给予第三人设定义务或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定职责，应采用原则判决说；对涉及给予相对人受益性的、羁束性的行政法定职责，应采用具体判决说。*4
综上所述，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在概念、审理方式、当事人举证责任以及判决形式上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别，但两者又有密切的联系。从行政行为的行为过程看，行政主体要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必然经过受理相对人的申请的阶段，如果在受理阶段行政主体出现行政不作为，意味着相对人的实体权利救济“大门”被行政主体关闭，相对人将无奈地处于主张权利的通道中。而法院通过纠正这种行政不作为，促使行政主体开启“大门”后，预示着相对人在主张权利的“通道”上可以继续走下去，尽管相对人很可能面对行政主体的明示拒绝，但此时已接近依靠司法途径来解决自己的实体利益了。
对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作上述辨析，其理论价值于廓清行政主体的应答义务与法定职责的分界线。所谓应答义务，在行政法理论上称为告知和说明理由。告知和说明理由制度是一种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应有之义。行政主体为任何行政行为，都应尽到了告知和说明理由的义务。而作为行政相对人，对涉及自身权益的行政行为具有知情权。如果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履行某项职责，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采取消极的态度，将侵害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是一种程序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追究。因此，本质上，对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是一种排除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置之不理的诉讼，适用行政法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不行为案件的显著特征。与应答义务不同的是，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职权进行某些行政管理活动，实现具体行政管理目标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行政主体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被授予的权利或给予第三人设定的义务，直接导致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因此，通过审理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可以有效调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监督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满足行政相对人对实体权利义务的请求。正由于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诉讼价值不同，任何将两类案件混同审理的作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5
注：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316页。
2、洪声润：《行政不行为的立法探讨》，载《安徽律师》2000年第1期。
3、熊菁华：《试论行政不作为责任》，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4、笔者曾审理一起行政机关明示拒绝颁发中标通知案，作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可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明示行为，但得知该机关准备在撤销明示拒绝行为后，以其它理由再次作出不予颁发中标通知的决定，以规避生效判决。决定适用履行判决，并采用具体判决说，及时、有效维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5、理论上，除了本文讨论的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申请不应答的“不作为”外，还有因消极行政管理行为导致某种普遍损害后果的发生的“不作为”，如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导致某地区治安混乱，政府机关对修建道路、桥梁没有尽到监管职责而造成损害后果，由于此种“不作为”也对其他没有特定法律关系人构成了利益侵害，相对人由此获得的是一种反射利益，不能以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作者：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
王彦
盖尤斯法学思想解读（修订稿）
作者：宋飞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盖尤斯的生平和著作，接着从盖尤斯的前辈们谈起，对比盖尤斯身处的时代背景和《法学阶梯》的创作思路，然后，我将结合《法学阶梯》的创作思路和盖尤斯思想重点介绍盖尤斯研究中需要澄清的十大问题，最后我将谈谈盖尤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以求对盖尤斯这位法学大师来一个透彻的灵魂剖析。
关键字：盖尤斯 法学阶梯
目录
一、 导论
二、 盖尤斯的前辈们
三、《法学阶梯》的写作脉络及法学思想
（一）第一卷 总论及人法
（二）第二卷 物、物权、遗嘱继承
（三）第三卷 法定继承、债
（四）第四卷 诉讼法
四、盖尤斯研究中需要澄清的十大问题
五、盖尤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
一、导论
盖尤斯现象，如同达芬奇密码一样，历来为民法史学家所津津乐道。
盖尤斯最有名的东西，我觉得算是他的《法学阶梯》一书。此书的发现，颇具有传奇色彩。1816年为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在意大利旅游时在北部城市维罗那城的开普特教堂的图书中发现此书，系公元5世纪的手抄本（中译本封面上有该抄本的残页照片），用羊皮纸写成，抄本共126页，仅缺3张，但上面又誊写着后来的神学家圣哲罗姆的书札和评论，因而字迹很难辨认。柏林科学院获得此信息后，立即派遣高森和贝克两位学者赶赴弗罗那，与已在那里的刑诉大师贝夫曼.赫尔维格博士一起解读，并让德国著名历史法学家萨维尼进行鉴定，最后确认该手稿确系盖尤斯的《法学阶梯》，遂于1820年出版了校订本（由高森校订）。该书的手抄本面世后，人们在埃及和西欧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它的其它一些片断，这些片断订正并补充了弗罗那抄本的错误和缺页，从而使我们对该书的了解更为全面。该书面世后，迅速被分别译为英、俄、日等国语言，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
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学者已对盖尤斯的法学思想作出系统而且深入的研究，在我国，这项工作还很零散而不完整。达成共识的仅是他的生平介绍和其著作的简介：
盖尤斯是罗马帝国前期著名法学家，所谓的“罗马五大法学家”中的出生最早的一位。古罗马人的姓名由3个名字组成，盖尤斯是其首姓。他出生和活跃的时代分别是罗马皇帝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和安敦尼.庇乌（公元138－161年）（即中国史书上的大秦王安敦）在位的时候。作为一个法学教师，盖尤斯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有专业论著传世的第一位职业法学家。在学术上，盖尤斯自称属于萨宾派。他是一位多产的法学家，他的著作共有13种，如《十二铜表法注释》、《行省敕令评论》32篇，《市政裁判官告示评论》、《法律论》15篇，委托论、案例论、规则论、嫁资论以及抵押论各1篇等著作。其代表作无疑是四卷本《法学阶梯》（Institutes）,该书不仅是当时法律学校的教材，成为查士丁尼编纂同名法典《法学阶梯》(罗马《国法大全》其中一部）时的范本，同时也是唯一的一部完整地传至后世的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文献，此外它还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学专著。在它以前，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罗马共和国学者西赛罗的《论法律》，都未能将法律与政治、哲学、神学等话题严格区分。盖尤斯的论著则是以纯粹法学的视野来研究法律现象。其能完整地传至后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该书的普及程度。该书大约成于公元161年前后，是一部初级法学教材，长期用作罗马法科学生的课本。有关私法的内容几乎都已涉及，很适宜作法律学校和市民自学法律用的教材。因而该书当时流传很广。与《法学阶梯》配套，盖尤斯还编写了一本《日常法律事件》，该书曾被后世学者称为“黄金书”，是进一步阐述《法学阶梯》的著作。可惜，这本解释书现在已失传了。公元426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西罗马皇帝瓦伦廷二世颁布《学说印证法》，盖尤斯与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莫德斯丁被一起列为罗马五大法学家，盖尤斯的地位仅次于乌尔比安和帕比尼安。公元六世纪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有535条选自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现今西方奉行的“一个人的住宅即其壁垒”的原则，就是出自盖尤斯。“
介绍完我国法学界目前的共识之后，笔者试图开创一个先例，对盖尤斯这位法学大师作一个透彻的灵魂剖析。笔者在阐述自己的理解时，主要以《法学阶梯》为参考蓝本。笔者的创作计划是这样的：首先，谈谈盖尤斯的前辈们，接着讨论一下盖尤斯身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创作源泉，然后，我将重点介绍《法学阶梯》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最后我将谈谈盖尤斯在写作方面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虽然笔者知道，自己既不是什么罗马法权威，也不是什么法学专家，但笔者坚信，我的论文结束的时候正是大多数中国著者的论文开始的时候！
二、 盖尤斯的前辈们
如果不把盖尤斯放在和他的前贤和同时代的人的关系之上考虑，那么，就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能被恰当地评价。在此，为了集中一点加以叙述，笔者截取的时间段是撇开古希腊时代，从罗马共和国后期（《十二铜表法》颁布以后）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
罗马共和国后期出现数十位法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有七位：
C.弗拉维乌斯，罗马共和国中后期执政官A.克劳迪.崔库斯的秘书，公元前307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相继把诉讼方面的程序和进行诉讼的日期表公布于众，称《弗拉维努姆法》，开始打破祭司团垄断法律知识的局面，受到贵族和平民的普遍欢迎。
提贝留.科伦卡纽斯，平民出身，公元前254年担任大祭司（祭司团的首领）。此职过去一直由贵族垄断，他是担任该职的第一个平民。他进一步在公开场合传授法律知识，并解答人们提出的各种法律问题。这样，法律由秘密时期进入了公开时期。
赛斯特.阿埃利乌斯.伯图斯，曾任罗马共和国后期执政官，公元前254年以世俗官吏的身份，对法律进行解释、论述，并著书立说，进一步使法学最终成为一门世俗的学问而摆脱了神学体系，促进法律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P.鲁提里.鲁弗斯，公元前118年罗马的大法官，公元前105年的执政官。曾创制“鲁提里取得时效”、“ 鲁提里诉讼”，在法律执行中引进财产拍卖制度。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曾对其大加赞赏。
库尹特.穆齐.斯卡沃拉，公元前95年的执政官，法学家布布利.穆齐.斯卡沃拉的儿子。著有18卷《市民法论》。他是第一个将希腊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罗马传统的简单归纳方法结合起来的学者。根据彭波尼介绍，库尹特.穆齐.斯卡沃拉第一个组创了市民法，他把分类论述、归纳演绎以及系统的方法适用于市民法。他的作品也是后来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曾代理著名的科波尼乌斯遗产继承案,但却被辩论中被对方代理人L.李锡尼乌斯击败。公元前82年被谋杀。
塞尔维.苏尔皮其，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公元前43年去世。曾创制“塞尔维诉”，首次将公平原则应用于两个契约诉的竞合。许多法学观点被后来的查士丁尼皇帝采纳。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年1月3号—前43年12月7号.古罗马共和国后期著名政治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于古罗马阿尔皮诺的奴隶主骑士家庭，以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从事过律师工作，后进入政界。开始时期倾向平民派，以后成为贵族派。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政治联盟成立后被三头之一的政敌马克•安东尼派人杀害于弗米亚。 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的代表作是《国家篇》和《法律篇》。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务，是人们在正义的原则和求得共同福利的合作下所结成的集体；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体都是单一政体，理想的政体应是“混合政体”，即以当时罗马元老院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国。早在罗马帝国初期法学家兴起以前，他就系统地论证了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法代表理性、正义和神的意志，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它在国家产生以前早已存在；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根本不配称为法律。
进入罗马帝国前期,又有数百名法学家,而且出现职业化和学派化趋势.从屋大维于公元前27年当政起到哈德良皇帝于公元138年去世止的约一个半世纪中，罗马法学家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两大法学派别，双方在提贝留皇帝在位时正式形成不同的学派——普罗库鲁斯学派和萨宾学派，各树一帜，展开争鸣。在盖尤斯之前共产生5名著名职业法学家：
A.拉贝奥（公元前50——公元20年），普洛克鲁斯学派的创始人，出身平民，倾向共和政体，当过大法官，曾拒绝屋大维推荐他为执政官。在法学上，他富有创新精神。传说留给后人的法学著作有400多卷。该学派的后继者彭波尼曾赞誉他是法学界的革新者。
S.普洛克鲁斯，活跃时期为1世纪中叶，是普洛克鲁斯学派的真正领袖，公元33年继A.拉贝奥的弟子内尔瓦（与S.普洛克鲁斯是同学，公元33年自杀）任普洛克鲁斯学派主持人。著有《法律文书集》，其著作中有37篇为后来查士丁尼《学说汇纂》所转载，被引用的有134处。
C.A.卡必多，萨宾派的鼻祖，公元5年担任执政管，22年去世。拥护帝制，唯皇帝之命令是从，故生前深得屋大维的宠信，曾升任执政官，是第一个获得公开解答全荣誉的人。但他在法学方面常因循旧说，比较保守。与A.拉贝奥两人各设讲坛，招收门徒，著书立说。著有《法学杂记录》等。
马苏里.萨宾（公元64年去世），萨宾派的代表，著有三卷《市民法论》和《解答集》，确立了关于市民法的体系。萨宾的《市民法论》，后来为许多罗马法学家所注释，如帕比尼安的《市民法论注释》35卷，乌尔比安的《市民法论注释》51卷，保罗的《市民法论注释》16卷等。萨宾还带了众多的弟子。萨宾一生没有任官，仅仅是一个法学解答者、教师和著作家。但通过上述作品，萨宾在当时学术界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赛斯特.彭波尼（约公元160年去世），与盖尤斯同时代，但去世较早，属普洛克鲁斯学派，也是一个多产的法学家。在他众多的作品中，汇集了到他时代为止的所有罗马古典法学的成果，并通过在作品中附上案件和判决的方式，予以充分阐述。彭波尼的代表作是关于萨宾学说的35卷注释书、关于斯卡沃拉学说的39卷注释书、关于告示的79卷注释书以及《教本》、《元老院决议录》、《书简集》和关于他老师著作的注释书等。其中，《教本》是关于罗马法制史的断片性质作品，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本自王政时代至彭波尼生活时期的法制史著作。由于彭波尼在法学研究上的伟大成就，他的许多学说（共有578个段落）被后来查士丁尼《学说汇纂》所吸收。
从罗马共和国以及罗马帝国前期的上述概况分析，公元2世纪以前，罗马的法学家最初仅限于对先前制定的法律加以整理和可能的整理，而不增加任何他们自己的东西；在随后的发展阶段，法学家们在法律旁增加了诉讼以及对它们的解释，这种解释很可能是注释性的；此后法学家们把对法律的评论纳入到一个以其学识为基础的总体系之中，用分类论述、归纳演绎以及系统的方法研究法律，从而奠定了民法的基础；后来的作品则都遵循“系统的和创制性的”方法，即在论述中有时表现为对告示内容的考察，有时表现为对法律、元老院决议或君主谕令内容的考察，有时表现为对先前法学家的意见、为反映某一问题丰富多彩的侧面而编设的例子或者要求法学家发表见解的具体案例的讨论，这种方法总是由一种深刻的内在系统性加以指导，总是尽可能地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并辅之以建立在普编接受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其他论述方法。同这些罗马法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盖尤斯的作品中占知道地位的是教学方面的要求，这使得创制性成分降低，对已固定的法的叙述性成分增加；在那里受到注重的是系统的方法，这也鲜明地表现在使人易于理解和记忆的叙述次序上。他为在系统论书中形成内在的体系做出伟大的努力。当时其它法学家作品的次序表现为一种同缔结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和诉讼舞台上的原告的活动紧密联系的考察，盖尤斯比他们超前一步，他很早就进行对权利内容的考察。在他的体系中，人、物、诉讼（即从人的观点关注的权利）、人对物的享有以及对权利和法律关系的享有（还考察这些权利和关系的内容、取得和丧失）这样一些议题被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以人为中心并且使权利为人服务的法律观念。可以说，盖尤斯的体系是以现实中平等的、主权的和有产的家父及其相互关系为模式创造的，这种家父赋予民法以特色；这些家父代表者理想中的人及其在法中的中心地位。这种法学思潮与当时流行的新斯多葛主义哲学中倡导的“人人皆兄弟、彼此应友好”无疑是遥相呼应的。
三、《法学阶梯》的写作脉络及法学思想
我们现在来看盖尤斯《法学阶梯》的写作脉路，其间附带对其法学思想作一评注（注：笔者对其中的有些罗马法术语，对照周??前辈和黄风教授对拉丁文的翻译，择优录取，没有一一说明）。该书约成于公元161年前后，载有古罗马皇帝安敦尼.庇乌时的法制情况。其内容包括市民法和长官法，分四卷三编，即人法、物法与诉讼法。四卷的划分（以下段落以黄风的中译本为准，下同）如下：
（一）第一卷 总论及人法
1．总论（见第1——8段）
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辨析
王 彦
内容摘要
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在性质、起诉条件和处理程序方面有着重大差异，客观上要求我们对该两类案件予以救济时应当区别对待，选择最合适的判决方式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区分两类案件在诉讼上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廓清行政机关应答义务与法定职责的界限，将行政不作为上升到程序违法的高度予以关注。
长期以来，许多法学教科书或其它理论文章，在论及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常常称其为不履行法定职责，将行政不作为与不履行法定职责相等同。典型的观点如：可诉性不作为是指超过法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不实施一定法定职责的行为。*1行政机关不作为是指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2还有人认为行政不作为分为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不作为，消极的不作为是行政机关延迟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积极的不作为是明示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3《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四)、(五)项规定：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只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两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也没有对两种行政行为的性质作区分。由于学理上未将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在性质上分开，导致司法实践中普遍将二种不同的行政案件当作同一类型案件，对行政不作为案件适用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判决形式或对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适用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判决形式，使相当多的行政案件在审理上走了弯路。笔者试对行政不作为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如下辨析，以期与各方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根据行政行为理论，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是以行政行为存在、表现的形式为标准划分而来的。所谓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是行政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可被人所感知的形式，行政不作为与作为都是人们从形式上感知行政行为的结果。那么，在各种各样行政行为中什么可以让人们不通过了解其内容而仅从形式上就能感知结果呢？笔者认为，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申请的应答，是一种典型的仅从形式上就可感知的结果。如，公民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颁发营业执照，工商管理机关在一定期间对该申请作应答或不作应答，人们从直观上可以得到感知。无论行政作为或不作为，从形式上就可判断，并不涉及行政行为的内容，人们也不应当从一种形式的东西引伸出具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来--------譬如，从行政机关的不应答行为引伸到行政机关应当履行其法定职责。基于此，行政不作为案件可以这样定义：它特指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申请具有应答义务而不作应答的案件，表现为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申请在法定期间延迟、推诿或不予答复。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不作复议决定，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行政不作为案件予以受理。所谓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实体行政法律关系。由于它主要反映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调整，这种调整必须通过行政主体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来实现。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的这种作为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能为当事人实现实体诉讼利益(取得某种资格、享受某种福利、满足某种请求)，从某种角度上说，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具有更多的诉讼意义，更为当事人所关心。由此，笔者认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应当是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法律关系实体义务的案件。其主要表现为明示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即通常所说形式作为，实质不作为。这种程序上的“作为”而在实质上的“不为”是行政主体依法享有的处置权的组成部分，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是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由于行政不作为案件主要解决形式问题，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主要解决实体问题，两类案件在性质、起诉条件、诉讼处理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人民法院在审理两类案件时应当遵循不同的思路。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应当注意二个要件：首先，应以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请权为前提。如前所述，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不履行应答义务的行为，应答暗含应相对人申请的意思。行政主体的应答义务，因特定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申请而产生，没有申请，何来应答？这里所指的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作广义理解，不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发的法律、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还应当包括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诉讼中只要相对人举证证明存在申请权，人民法院就应当判定行政主体存在应答义务。其次，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原告还应承担行政主体超过法定期间不作为的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对于相对人的申请，在法定期间延迟、推诿、不予答复，是行政不作为的表现形式，相对人只要向法庭举证证明行政主体存在上述情形之一，人民法院结合第一个要件的审查，就可以判定行政主体行政不作为违法。由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明示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因此，对行政主体任何有关口头或书面的决定、通知、答复，与该决定、通知、答复有着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时，由于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围绕行政主体是否具有某种法定职责及其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进行合法性审查，举证责任应当由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
无论从概念、审理方式、举证责任诸方面看，行政主体的不作为都不能等同于不履行法定职责，两种行为的界限在于前者是行政主体程序上的消极“不为”，后者是实体内容的“不为”，是否定性行政行为。两种行为如果给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其救济方式各不相同。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看，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大致有确认判决(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撤销判决(将行政不作为纳入拟制类行政行为加以撤销)、责令判决(责令行政机关为某种行为，但不涉及行为内容)三种形式。适用确认判决确认行政主体不作为违法，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迅速裁决，以解决不作为的消极违法状态。但判决对行政机关如何作为没有约束力，当事人除据以提起国家赔偿请求之外，仅仅只能不断请求原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撤销判决主要是用于干预行政或侵害行政上，目的在于判决撤销侵害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行政行为，以防止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利遭受侵害。该判决形式只适用于形式上作为的行政行为，而不宜适用形式上不作为的行为。比较而言，在我国目前国情下，撤销判决不适宜作为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很容易使人将行政不作为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概念混同。责令判决恰好可以适应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延迟、推诿、不予答复而被法院判决承担相应应答义务的需要。当人民法院判定行政主体具有应答义务而不作应答时，可以责令其作出应答。只要行政主体作出应答，不管其内容如何，诉的利益便告消灭。只有当由于情势变化，使人民法院适用责令判决行政主体作出应答已无实际意义或要解决因行政不作为给申请人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诉讼时，才有必要适用确认判决。
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救济方式，亦主要存在三种：履行判决(法院直接判决行政机关负有做成原告所申请的职务行为的义务)与形成判决(法院对案件的处理享有与被告行政机关相同的地位和权限)以及撤销判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明示拒绝履行职责行为，该行为作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通过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后将产生两种后果：维持或撤销。因此，撤销判决(包括重作判决)应当是不履行法定职责救济的最自然的方式。但是，司法实践表明，撤销判决的效能亦较为有限，因其只能解决当前的行政违法行为，撤销之后的后续处理状态，却未为可知，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欠积极和实效。即使判决撤销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也未见彻底，行政相对人极可能再次因不满意行政机关的决定而起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坚决排除法院直接代替行政主体作出某种行为以满足行政相对人需要的形成判决的情况下，应当着重履行判决的适用。履行判决，即法院作出的要求被告履行某种职责的判决，其实质是对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一种强制。对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履行判决无疑是最具实效的救济方式。人民法院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的内容应当如何呢?目前主要有二种不同观点，即：原则判决说和具体判决说。原则判决说认为，强制履行判决的内容只能是要求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而不能对行政主体如何履行职责提出要求，否则即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具体判决说认为，强制履行不但应当包括要求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程序内容，还应包括履行事项、履行要求及履行数额等具体内容，否则会影响诉讼效益，导致重复诉讼。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判决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方式和力度应当作具体的分析。行政主体不同的法定职责需要不同的履行判决内容，通常对涉及给予第三人设定义务或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定职责，应采用原则判决说；对涉及给予相对人受益性的、羁束性的行政法定职责，应采用具体判决说。*4
综上所述，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在概念、审理方式、当事人举证责任以及判决形式上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别，但两者又有密切的联系。从行政行为的行为过程看，行政主体要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必然经过受理相对人的申请的阶段，如果在受理阶段行政主体出现行政不作为，意味着相对人的实体权利救济“大门”被行政主体关闭，相对人将无奈地处于主张权利的通道中。而法院通过纠正这种行政不作为，促使行政主体开启“大门”后，预示着相对人在主张权利的“通道”上可以继续走下去，尽管相对人很可能面对行政主体的明示拒绝，但此时已接近依靠司法途径来解决自己的实体利益了。
对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作上述辨析，其理论价值于廓清行政主体的应答义务与法定职责的分界线。所谓应答义务，在行政法理论上称为告知和说明理由。告知和说明理由制度是一种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应有之义。行政主体为任何行政行为，都应尽到了告知和说明理由的义务。而作为行政相对人，对涉及自身权益的行政行为具有知情权。如果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履行某项职责，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采取消极的态度，将侵害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是一种程序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追究。因此，本质上，对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是一种排除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置之不理的诉讼，适用行政法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不行为案件的显著特征。与应答义务不同的是，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职权进行某些行政管理活动，实现具体行政管理目标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行政主体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被授予的权利或给予第三人设定的义务，直接导致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因此，通过审理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可以有效调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监督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满足行政相对人对实体权利义务的请求。正由于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诉讼价值不同，任何将两类案件混同审理的作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5
注：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316页。
2、洪声润：《行政不行为的立法探讨》，载《安徽律师》2000年第1期。
3、熊菁华：《试论行政不作为责任》，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4、笔者曾审理一起行政机关明示拒绝颁发中标通知案，作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可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明示行为，但得知该机关准备在撤销明示拒绝行为后，以其它理由再次作出不予颁发中标通知的决定，以规避生效判决。决定适用履行判决，并采用具体判决说，及时、有效维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5、理论上，除了本文讨论的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申请不应答的“不作为”外，还有因消极行政管理行为导致某种普遍损害后果的发生的“不作为”，如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导致某地区治安混乱，政府机关对修建道路、桥梁没有尽到监管职责而造成损害后果，由于此种“不作为”也对其他没有特定法律关系人构成了利益侵害，相对人由此获得的是一种反射利益，不能以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作者：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
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