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望奎县人民法院对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实施冻结的银行存款及扣押的财产擅自扣划启封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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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金昌市人民政府


金昌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
　　
金昌市人民政府令
　　
　　（第36号）

　　
　　《金昌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
　　
　　
市长：张令平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金昌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管理，确保住房公积金的合理有效使用、安全保值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贷款通则》、《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以下简称“住房贷款”）是指金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运用所归集的住房公积金，委托银行向辖区内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发放的用于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装修等）具有自有产权的自住住房的贷款。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的管理。
　　
　　第四条　住房贷款的对象应是本市辖区内，已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按规定连续正常缴存公积金满一年的在职职工。
　　
　　第五条　借款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金昌市常住户口或有效居民身份证；
　　
　　（二）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信用良好，具备按期偿还贷款本息能力；
　　
　　（三）具有合法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装修）自住住房的合同、协议或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书面证明材料；
　　
　　（四）购买二手房的，借款人须提交两年内的房屋交易过户手续和完税证明；
　　
　　（五）以共有房屋申请借款的，其借款人须为房屋共有人的直系亲属；
　　
　　（六）有管理中心认可并同意的财产作为抵押或质押担保，或具有代偿能力的第三人作为偿还贷款本息并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第六条　借款人申请贷款时应向管理中心提供下列资料：
　　
　　（一）借款人及配偶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其他有效证件）；
　　
　　（二）有关借款人家庭稳定的经济收入证明；
　　
　　（三）符合规定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装修）住房合同或协议以及有关部门的书面批准证明材料；
　　
　　（四）贷款担保的相关材料。其中，抵押担保的，须出具抵押物清单、有关部门的评估证明、抵押登记手续。用有价凭证质押担保的，须出示质押物清单、有关背书（不记名的除外）、止付等手续。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须保证人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所在单位的工资证明、其本人同意担保的书面材料等。
　　
　　第七条　贷款种类：房产抵押担保贷款；有价证券、住房公积金质押担保贷款；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保证担保贷款。
　　
　　第八条　贷款额度根据借款人按以上品种的不同款项、偿还能力等因素和具体情况分别确定应贷款额度，但最高不得超过25万元，且不得超过自住住房总价款的70％。
　　
　　第九条　贷款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20年，由贷款限额确定借款人最终还款时间，借款的实际期限应当在借款人的有效工作年限内。
　　
　　试行装修贷款，装修贷款最高额度8万元，期限5年。
　　
　　第十条　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按人民银行的规定执行。如遇国家利率调整，按新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借款人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应向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经审定具备贷款条件后，填写《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批表》，并提交相关资料。
　　
　　第十二条　管理中心对借款人提交的全部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贷款的可行性进行审查、评估，并提出可否贷款及贷款种类、额度、期限、偿还的建议后，报审批领导小组审批。
　　
　　贷款审查批准工作自受理之日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十三条　借款人应与管理中心先行签定《住房贷款担保合同》，在办理完毕相关手续后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其中，委托代扣款项归还贷款本息的，须另签订委托扣款协议。
　　
　　第十四条　借款人持管理中心开具的《委托贷款通知书》到指定的受托银行签订住房贷款主合同，并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根据借款人的具体情况，住房贷款采用一种或同时采用几种贷款担保方式。
　　
　　在贷款期间，经管理中心同意，借款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变更贷款担保方式，但无论何种方式本人和担保人公积金必须封存。
　　
　　第十六条　房屋抵押担保需符合下列条件：
　　
　　（一）住房贷款的抵押物必须是管理中心认可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房产，所抵押房产须权属明确且抵押人享有处分权；
　　
　　（二）抵押物价值需要评估的按照评估价确定，由借款人申请有评估资质的单位评估并承担费用；
（三）管理中心与抵押人签订抵押合同后，双方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抵押登记，抵押登记费用由借款人负担；
　　
　　（四）抵押人对设定抵押的财产在抵押期内必须妥善保管，负有维修、保养、保证完好无损的责任，并随时接受管理中心的监督检查；
　　
　　（五）对设定的抵押物，在贷款本息未清偿前，未经管理中心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将抵押物转让、重复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
　　
　　（六）抵押担保的期限自抵押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担保的债权（包括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清偿之日止。贷款本息清偿后，抵押人应按合同约定，到原登记部门办理抵押注销登记手续，解除抵押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质押担保贷款需符合下列条件：
　　
　　（一）住房贷款可以用财政部发行的凭证式国债、国家重点建设债券、金融债券、银行个人定期储蓄存单质押（仅限于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代售）。
　　
　　（二）借款人以符合条件的有价证券作质押，贷款额度最高不得超过质押权利凭证票面价值的90％。
　　
　　（三）管理中心应对出质人提交的以上有价证券进行查询和认证，需要背书的出质人应出具已背书的证明，并提供与有关金融机构签订的就该凭证的冻结协议。质押期间，出质人对用做质押的有价证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冻、挂失，贷款清偿后，可凭管理中心出具的书面通知办理解冻手续。
　　
　　（四）管理中心与出质人签订质押合同的同时，出质人应将确认后的质押权利凭证交付管理中心。质押担保的期限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至借款人还清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管理中心负有妥善保管质押权利凭证的责任。因保管不善造成质押权利凭证灭失或毁损的，管理中心应承担民事责任。
　　
　　（六）质押权利凭证兑现日期先于贷款到期日的，可以选择以下方式处理，并应在质押合同中注明：
　　
　　1.到期兑现用于提前清偿贷款；
　　
　　2.转换为定期储蓄存单继续用于质押；
　　
　　3.转换为管理中心认可的有价证券继续用于质押；
　　
　　4.用管理中心认可的等额债券、存款单调换到期债券、存款单。
　　
　　（七）用凭证式国债质押的，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凭证式国债的到期日。若用不同期限的多张凭证式国债作质押，以距离到期日最近者确定贷款期限。
　　
　　第十八条　借款人可以由管理中心认可的住房置业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住房置业担保公司必须具备有关规定要求的担保能力，并在管理中心指定银行开设保证金专户。
　　
　　第十九条　公积金联保需符合下列条件：
　　
　　（一）住房公积金贷款应当提供担保，行政单位（含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正式职工，贷款额度在5－15万元，本人及担保人的住房公积金余额不得低于贷款额50％，且至少有一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贷款额度在15万元以上，本人及担保人的住房公积金余额不得低于贷款额的40％，且至少有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本人及担保人的住房公积金余额根据单位经营状况不得低于贷款额的50％-90％，以用于质押担保。
　　
　　第二十条　借款人应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还款方式偿还贷款本息。
　　
　　第二十一条　借款人必须选择采取以下一种方式偿还贷款本息：
　　
　　（一）按时到受托银行偿还本息；
　　
　　（二）由单位代扣按时到受托银行偿还本息；
　　
　　（三）委托扣款即借款人委托银行在其工资存折账户中直接扣划还款。
　　
　　第二十二条　住房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采用到期本金利息一次性清偿的还款方法。
　　
　　第二十三条　住房贷款期限在1年以上的，采用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法。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法：即借款人每月按相等的金额偿还贷款本息，其中每月贷款利息按月初剩余贷款本金计算并逐月结清。
　　
　　第二十四条　借款人每月还款额必须根据贷款合同的约定进行本息偿还。借款人在合同约定还款期限内到银行偿还贷款本息的，由银行办理收贷业务；借款人委托单位代扣代还贷款本息的，由管理中心将借款人每月应还款数额通知该借款人单位进行代扣，并由单位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将此代扣代还款项送交委托银行办理还款手续；借款人委托银行从借款人或担保人工资存折账户代扣代收贷款本息的，受托银行必须按合同约定时间进行代扣代收。
　　
　　第二十五条　在贷款期内，借款人经管理中心同意后可提前清偿部分本金或全部贷款本息。
　　
　　第二十六条　抵押物、质押权利在担保期间确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发生变更的，担保人应与管理中心按要求重新签订相应的抵（质）押合同。
第二十七条　借款人死亡、宣告死亡，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依法终止，财产继承人应在继承财产的范围内予以偿还借款债务。
　　
　　借款人被宣告失踪或被宣告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财产代管人、监护人应继续履行借款人与管理中心签订的《借款合同》，确因情势变更，可提前终止合同，但财产代管人、监护人应承担偿还贷款的义务。
　　
　　第二十八条　借款合同需变更的或借款人将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他人，必须经管理中心同意，并签订相应变更协议。
　　
　　第二十九条　借款人需变更原抵押物的，应事先征得管理中心同意，并由当事人各方另行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第三十条　借款人按借款合同约定清偿全部贷款本息后，借款合同终止。
　　
　　第三十一条　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对借款人追究违约责任，并将借款人账户内存储的公积金或进行担保的抵押物、质押物，依法用于清偿借款人的所借款项：
　　
　　（一）借款到期，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清偿全部贷款本息；
　　
　　（二）借款期间，借款人未按约定的还款计划按时、足额归还贷款本息；
　　
　　（三）借款人擅自将抵押物毁损、转让或重复抵押等；
　　
　　（四）提供的文件、资料不实，已经或可能造成贷款损失；
　　
　　（五）与他人签订有损住房贷款权益的合同或协议；
　　
　　（六）借款人在合同履行期间死亡、宣告失踪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其遗产或财产继承人、受遗赠人、监护人、财产代管人不继续履行原借款合同；
　　
　　（七）违反本办法和借款合同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金昌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依 法 治 税 及 其 观 念 基 础
——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李 刚


摘 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
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 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