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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某等诉扬州星宇木业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扬民初字第11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苏民三终字第068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合同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通过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的方式约定与商业秘密有关的内容来实现的。当事人可在合同中约定保密的要求、范围等内容，并约定相关的违约责任承担。如果当事人违反了合同的规定，泄露或不正当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则该违约方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基本案情
原告星宇公司是专门从事木材制板的企业。2002年4月初，星宇公司聘请被告傅某为其人造皮（木材）染色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并为其建立了实验室。4月底，技改项目初步完成，并投入试生产。同年5月18日，星宇公司与傅某签订《聘用技术人员合同书》，对服务项目、保密义务、薪酬等做了约定，同时，还约定聘用期为三年，第一年在签订合同后，星宇公司付给傅某定金9万元，傅某按合同要求履行后，抵算薪资等。
此后，星宇公司就公司已实施的科技木新产品技术开发采取了保密措施。5月底，傅某将为星宇公司提供服务的技术提供给被告中兴公司，并从中兴公司获取首期费用15万元人民币。星宇公司得知此事后，与傅某交涉未果。6月初，星宇公司已投入生产的科技木新产品停产，傅某交出实验室钥匙。6月13日，当地有关部门召集星宇公司和傅某进行协调，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次日，江都市公安局高徐镇派出所接傅某报警（称被星宇公司软禁）后，对傅某进行了询问，傅某承认其又与中兴公司签订一份技术服务合同，中兴公司首次支付其工资15万元。

四、法院审理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星宇公司与傅某签订的《聘用技术人员合同书》符合技术服务合同的要求，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依法受保护。傅某为星宇公司进行设备改造和产品开发，星宇公司亦按合同提供了设备和经费，科技木新产品亦已试生产并获取利润。其后，傅某以同样的技术为中兴公司提供服务，违背了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应有的忠实义务，损害了星宇公司的利益。且傅某在双方发生纠纷后，未能继续按合同要求履行义务，致星宇公司科技木产品因无技术支持而停产，对此，傅某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因星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说明损失数额，最后由法院酌情予以确定。中兴公司明知傅某为星宇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仍聘用傅某为自己提供相同的技术服务，违背了经营者应遵守的商业道德，应对傅某的违约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最终法院判决傅某返还星宇公司合同定金18万元，并赔偿其损失12万元，中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傅某、中兴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江苏省高院提起上诉。傅某认为，人造染色技术是其掌握的技术，星宇公司无权限定其对自己的技术保密，且在合同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其有权利用自己的技术为他人提供服务；法院判决其赔偿数额没有法律依据等。中兴公司则上诉称其不知傅某为星宇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也没有使用与星宇公司相同的技术；同时，其既不是合同之债的保证人，也不是共同侵权人，因而没有与傅某承担连带责任的义务。
针对当事人争议焦点，江苏省高院认为：
一、傅某离开星宇公司，擅自解除合同构成违约。
星宇公司与傅某签订的《聘用技术人员合同书》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按照合同约定，傅某应当在星宇公司服务三年，并确保每年负责研制开发一个以上市场适销对路的系列新产品。但傅某仅服务两个多月就擅自离开，并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故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傅某已完成的工作量和服务时间，一审判决其全额双倍返还星宇公司定金18万元有所不当，应予纠正，故调整为傅某应返还星宇公司定金15万元。
二、星宇公司主张傅某和中兴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依据不足。
星宇公司认为，傅某在服务期间知晓了其许多商业机密，中兴公司与傅某恶意串通获取并使用星宇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但根据目前证据仅能证明傅某为中兴公司提供染色技术服务，星宇公司未能举证说明其所谓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也未能提供傅某向中兴公司披露及傅某、中兴公司使用其所谓商业秘密的证据。因此星宇公司认为傅某和中兴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三、中兴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
违约责任的承担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中兴公司与星宇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故一审判决中兴公司对傅某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应予纠正。同时，由于中兴公司与傅某侵害星宇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不能认定，故星宇公司以其商业秘密受侵害为由要求中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故中兴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二审法院最后判决撤销由扬州市中院所作出的一审判决，改判傅某返还星宇公司定金15万元，并驳回星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法院认为星宇公司与傅某签订的《聘用技术人员合同书》合法有效，按照合同约定，傅某应当在星宇公司服务三年，并确保每年负责研制开发一个市场适销对路的系列新产品。但傅某仅服务两个多月就擅自离开，并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法院最后判决其应返还星宇公司定金15万元。那么，《合同法》对商业秘密保护作出了哪些规定，当事人又该如何利用合同法律制度的有关内容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权呢？
《合同法》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三百二十四条：“技术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第三百四十七条：“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保证技术的实用性、可靠性，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四十八条：“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使用技术，支付使用费，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五十条:“技术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范围和期限，对让与人提供的技术中尚未公开的秘密部分，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五十一条：“让与人未按照约定转让技术的，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费，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违反约定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项专利或者使用该项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五十二条：“受让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的，应当补交使用费并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不补交使用费或者支付违约金的，应当停止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交还技术资料，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未经让与人同意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专利或者使用该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五十三条：“受让人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由让与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五十四条：“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其他各方无权分享。”
由上述条款可知，《合同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通过规定当事人相互协商，约定对商业秘密的保密、竞业禁止等实现的。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保护商业秘密是实践中当事人较多采用的一种方法。当事人可将商业秘密的有关内容写进合同，如保密的要求、范围等，并约定相关的违约责任承担。如果当事人违反了该约定，泄露或不正当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则该违约方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由于合同效力通常不及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因而《合同法》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是有限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今年4月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征求意见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续审议稿延续了初次审议稿对民事证据种类和排序的修改，将“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至第一项。第六十三条被修改为：“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者，所以“当事人的陈述”是证据来源之一或者说可以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它的功能在于能够实现当事人参与诉讼，防止诉讼突袭，推动发现真实的诉讼进程，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然而，“当事人的陈述”重要性是否足以使之置于首位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的修改有待商榷：

１.“当事人的陈述”不能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哪些证据材料具有法定的证据资格，这八种法定证据种类应当依其对认定事实的重要性排序。民事法律关系是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载体而完成。这些载体直接反映了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可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意思表示载体，而是纠纷产生之后对交易过程所涉及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述。因此，在认定事实时，法官首先考虑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或者说证据材料。只有在法官认为有强化心证的必要时，才会考虑“当事人的陈述”。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对“当事人的陈述”甚为谨慎，要求法官通过其他证据来确定“当事人的陈述”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直言之，只有其他证据材料印证了“当事人的陈述”，法官才可能把它作为“证据链”的一个环节。即使这一证据材料缺位，仍然不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２.将“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违背了证据排序的内在逻辑 证据种类顺序应当遵从证据的客观性到主观性的逻辑。之所以坚持这一逻辑安排，是因为它符合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司法的过程是，法官根据该证据种类逻辑安排所认知的事实涵摄到三段论的小前提之中，再根据作为大前提的法律得出结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官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确保认定事实的客观性、中立性。与之相对应的立法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种类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３.“当事人的陈述”所涉及内容具有补充性、辅助性 正如上文所述，“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载体，而是纠纷发生之后对意思表示的重述。这就决定了它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只能起到补充、辅助证明的作用，这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可见一斑。《德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设置专节规定“讯问当事人”（包括第445、448等条）。该节分别规定了法官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对方当事人拒绝的后果等。对当事人而言，应该由当事人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向法官申请对另外一方当事人讯问；对法官而言，经过言词辩论、证据调查之后无法获得足够心证时，不论证明责任归属而讯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讯问当事人本人。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使该当事人进行宣誓”。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讯问当事人。2000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也在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目（勘验）之后增加了第367条“当事人讯问”。上述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当事人协助法官发现真实，迅速裁判，但是“讯问”也仅限于法院认为必要时。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都视“当事人的陈述”为补充性、辅助性证据，交给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把“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到了第一项的原因，立法机关并未对此说明。因此，只能根据法条结构和法学知识推理修法意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它们都把“当事人陈述”放在首位，这与民事诉讼法理的辩论主义相契合。遵循这一思路，立法机关遂将证据种类的排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把“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与庭审两个阶段的对“当事人的陈述”的处理保持一致，以凸显民事诉讼辩论主义的特色。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排序的这一调整不仅与证据法理相悖，而且忽视了审判运作的规律。如果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意图强调“当事人的陈述”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那么，就应该设立相应的证明手段使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所阐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当事人的陈述”）相分离，因为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有两个功能，即阐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由于两者交织在一起，有必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机制使“当事人的陈述”的内容分离出来。譬如，当事人所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能被认定为“自认”，免除对方的证明责任，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还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立法例，通过法官讯问当事人的机制把当事人陈述涉及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剥离出来，这才是修改“当事人的陈述”最关键环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