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管理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管理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2月24日广东省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5年3月5日公布 1995年4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注册会计师
第三章 会计师事务所
第四章 注册会计师协会
第五章 执业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活动，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师计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特区内从事独立审计及相关业务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的独立审计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注册会计师从事的审计。
第三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市财政部门）是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主管部门，依法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和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进行监督、管理、指导。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是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管理的自律性组织。
第四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审计部门（以下简称市审计部门）依法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国有企业的审计报告进行审计监督。
市审计部门有权对国有资产为主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第五条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规则和道德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依法执行业务，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注册会计师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是依法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并接受委托从事独立审计及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员。
禁止非注册会计师使用注册会计师的名称或以注册会计师的名义从事有关活动。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必须加入会计师事务所。
第八条 下列业务必须由注册会计师承办：
（一）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二）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三）代理企业纳税申报，出具税务报表；
（四）办理企业改组、合并、分立、整顿、解散、破产清算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事项。
注册会计师依法出具的上述报告，具有法律证明效力。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可以办理下列业务：
（一）设计企业会计制度，担任会计顾问，培训会计人员；
（二）代理企业注册登记；
（三）办理资产评估业务；
（四）提供财务、会计、税务、投资和其他咨询、服务业务。
第十条 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并在注册会计师行业专职从事审计业务二年以上的，可向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请注册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
第十一条 申请注册应由申请人向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提交如下材料：
（一）个人申请报告；
（二）注册会计师考试全科合格证书；
（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职从事审计业务二年以上的证明；
（四）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合同或工作调动证明；
（五）二名注册会计师的推荐书；
（六）以往主要参与过的审计项目目录。
第十二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受理申请后，应在六十日内决定是否批准。注册申请批准后，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发给国家统一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注册申请不予批准的，应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有异议的，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市财政部门申请复议。
第十三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不予注册；已注册的撤销注册。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满释放未逾五年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三）因经济违法行为受行政处罚或撤职以上行政处分未逾三年的；
（四）受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处罚未逾五年的；
（五）丧失债务清偿能力的；
（六）违反注册规定，提供虚假材料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注册或撤销注册的。
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撤销注册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财政部门申请复议。
被撤销注册的人员可以重新申请注册，但必须符合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接受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年度检验，年度检验合格者方可继续执业。
第三章 会计师事务所
第十五条 会计师事务所是依法设立的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个人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法人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由注册会计师发起设立。
禁止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设立会计师事务所。
第十六条 合伙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债务，由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个人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对会计师事务所债务负无限责任。
具有法人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但具有法人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限于本条例施行前设立的从事独立审计的全民所有制事务所的改组。
第十七条 合伙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合伙发起人中至少两名以上有深圳常住户口；
（二）有五名以上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
（三）注册资本五十万元以上；
（四）有固定的办公地址和必要的设施。
第十八条 合伙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发起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二）在注册会计师行业专职从事审计业务五年以上，其中在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工作二年以上，且无不良执业记录。
第十九条 合伙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应由合伙发起人向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申请，并呈报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个人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深圳常住户口；
（二）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三）在注册会计师行业专职从事审计业务十年以上，其中在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工作三年以上，且无不良执业纪录；
（四）注册资本五十万元以上；
（五）有固定的办公地址和必要的设施；
（六）有两名以上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
注册会计师个人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向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申请并呈报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十名以上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其中至少有五名以上为发起人；
（二）注册资本二百万元以上；
（三）有固定的办公地址和必要的设施；
（四）发起人中至少三名有深圳常住户口。
第二十二条 具有法人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发起人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二）在注册会计师行业专职从事审计业务五年以上，其中在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工作二年以上，且无不良执业记录。
第二十三条 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应由发起人共同向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申请，并呈报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四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受理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申请后，应在六十日内决定是否批准。设立申请批准后，由市财政部门发给执业许可证；设立申请不予批准的，应自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有异议的，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财政部门申请复议。
第二十五条 会计师事务所成立后，由于人员变动或其他原因达不到设立条件的，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责令其暂停执业；逾期九十日仍达不到规定条件的，予以撤销。当事人对暂停执业或撤销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暂停执业或撤销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财政部门申请复议。
第二十六条 会计师事务所在特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应经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批准。
第二十七条 深圳市以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特区执业，应当向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登记；其在特区出具的报告，应当随附该项业务已在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登记的书面证明，并接受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业务监管。
第二十八条 经批准在特区设立的香港、澳门、台湾和外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常驻代表机构，在批准设立后三十日内，应当向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报送下列资料：
（一）财政部批准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批文副本；
（二）财政部发给的常驻代表证书复印件；
（三）办公地址及联络电话；
（四）常驻代表姓名、简历。
第二十九条 香港、澳门、台湾和外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常驻代表机构应当接受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监管。
第三十条 香港、澳门、台湾和外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常驻代表机构应依照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业务，不得从事审计业务。
第三十一条 香港、澳门、台湾和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在特区临时执业，应当经市财政部门批准。
第四章 注册会计师协会
第三十二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主要职责：
（一）审查批准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审查批准注册会计师注册，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检验；
（二）拟订注册会计师执业规则和制度；
（三）反映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意见和要求，维护注册会计师的合法权益；
（四）实施业务检查，对违法违规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处罚；
（五）组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和培训；
（六）调解行业内部的争议；
（七）组织业务交流，发展同香港、澳门、台湾和外国同行的联系。
第三十三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分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个人会员包括执业会员和非执业会员。
在特区注册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加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成为团体会员。
特区内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应当加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成为执业会员。
下列人员可加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成为非执业会员：
（一）取得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全科合格证书的；
（二）本条例施行前已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资格的；
（三）执业会员因工作变动不再继续执业的。
第三十四条 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应当遵守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并按规定缴纳会费。
第三十五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大会是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
（一）会长提议；
（二）三名以上的理事联合提议；
（三）二十名以上的会员联合提议；
（四）理事会人数不足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
第三十六条 会员大会的职权：
（一）审议通过和修订协会章程；
（二）选举、罢免非政府委任的理事；
（三）审议通过协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四）审议通过协会年度工作报告和年度财务收支报告。
第三十七条 理事会由下列成员组成：
（一）市财政、税务、审计部门委任的理事三至五名；
（二）注册会计师选举的理事十一至十三名。
第三十八条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其职责如下：
（一）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执行会员大会决议；
（二）提出协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草案；
（三）提出协会章程修改方案；
（四）确定协会内部机构的设置和职权；
（五）审定协会的工作制度，并监督其执行；
（六）选举会长、副会长；
（七）批准注册会计师的注册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
（八）处罚违法违规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九）决定注册委员会、惩戒委员会和其他专门委员会人选并监督其工作；
（十）拟定由协会统一管理的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十一）审查协会的财务收支，审定会费标准和收费办法；
（十二）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理事会下设秘书处，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
第三十九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设立注册委员会，负责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和注册会计师注册的审查。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设立惩戒委员会，对违法违规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提出处罚意见。
注册委员会、惩戒委员会对理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十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检查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执业情况时，可以查阅、索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底稿和其他资料。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及其工作人员应对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除例行日常业务检查外，在调查取证时应有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并出示有效证件。
被检查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和有关单位、个人，对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检查应给予配合。
第四十一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向市财政部门报告协会的决议、决定事项。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作出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决议、决定，市财政部门应当予以撤销。
第四十二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登记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五章 执业管理
第四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经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查批准，取得市财政部门颁发的执业许可证，方可执业。
第四十四条 注册会计师承办业务，由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统一受理并由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所注册会计师依照前款规定承办的业务，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注册会计师与委托人存在以下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一）曾在委托单位任职，离职未满五年的；
（二）本人、配偶或直系血亲与委托单位有投资、借贷或其他经济利益关系的；
（三）与委托单位的董事、经理或其他有关主管人员有配偶、直系血亲、直系姻亲或旁系二等亲关系的；
（四）担任委托单位常年会计顾问或代为办理会计事项的；
（五）其他为保持独立性应回避的事项。
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单位存在除业务收费之外的其他经济利益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四十六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出具报告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明知委托人对重要事项的财务会计处理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而不予指明；
（二）明知委托人的财务会计处理会直接损害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予以隐瞒或者作不实的报告；
（三）明知委托人的财务会计处理会导致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解，而不予指明；
（四）明知委托人的会计报表的重要事项有其他不实的内容，而不予指明。
对委托人有前款所列行为，注册会计师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十七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出具有关报告：
（一）委托人示意其作不实或者不当证明；
（二）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
（三）因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致使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报告不能对财务会计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
第四十八条 注册会计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执行审计业务期间至审计完结后六个月内本人、配偶或直系血亲买卖被审计单位的股票、债券，或与被审计单位有财产买卖、借贷、租赁或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二）索取、收受委托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或者其他财物，或者利用执业之便，谋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
（三）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四）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第四十九条 注册会计师对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但委托单位书面同意或法律、法规要求提供者除外。
第五十条 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支付或变相支付业务介绍费。
禁止任何单位为其管辖的对象指定会计师事务所承办有关业务。
禁止任何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会计师事务所介绍业务，谋取不当利益。
第五十一条 会计师事务所应执行财政部门制定的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分支机构的收支应当统一核算，不得承包经营。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期向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报送会计报表，并接受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财务监督。
第五十二条 禁止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刊播、设置、张贴广告或借助新闻媒介进行宣传。
会计师事务所开业、迁址、招聘的公告按照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应按业务收入的百分之五提取风险基金。
风险基金用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中造成的损害赔偿。
风险基金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管理。
风险基金应当专户专用。
风险基金的管理办法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拟定，报市财政部门批准。
第五十四条 具有法人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购买执业责任保险。
最低保险额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规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有关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负赔偿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予以公告，并由市财政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非法所得的，没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非注册会计师从事本条例第八条规定业务的，其出具的审计报告无效，由市财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额二至五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继续执业的，其出具的审计报告无效，由市财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额一至二倍的罚款。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责令撤销；情节严重的，由市财政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吊销执业许可证。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市财政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出具的审计报告无效，由市财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额二至五倍的罚款。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擅自执业的，其出具的审计报告无效，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予以公告，并由市财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额二至五倍的罚款。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出具的审计报告无效，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予以通报。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予以警告或责令暂停执业；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许可证和注册会计师证书；有非法所得的，由市财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财政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吊销执业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其政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市财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由其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的，由市财政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吊销执业许可证，并予以通报。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财政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予以通报。
第六十九条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条 市财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由市行政监察部门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 当事人对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应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市财政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应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政府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逾期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或市财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施行前在特区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进行改组，并于1996年12月31日前改组完毕。
改组的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规定。
第七十三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5年4月1日起施行。
1995年3月5日
重新审视发回重审制度
周永军
在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关于二审的裁判方式上均设置了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制度，作为本着“有错必纠”原则、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的一项重要程序保障，不容否认发回重审制度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以及实践当中理解操作不和谐，使得司法实践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因此有必要对发回重审制度进行一番重新审视。
一、现行发回重审制度的弊端
1、发回重审的标准不明确，范围不确定。对二审发回重审的理由和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和“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从这些言语的表述来看，内容空洞，语义含混，线条粗犷，不符合法律条文应当明确、缜密的要求，给实践操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对上述法律条文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标准规定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事实证据上的理由和程序上的理由。事实证据上的理由基本可称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它再也找不出什么根据，由于实践当中案件千差万别，即使是同类型的案件，个案事实也不尽一致，而且法官的思维方式、认证能力又因人而异，那么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就算“清”，证据举到什么程度就算“足”？现行的诉讼法无法回答这个标准问题。程序上的理由，除了《刑事诉讼法》对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外，《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不但没有作具体规定，而且还赘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模糊条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既然是“可能”，那就是凭法官的猜测和理解，一个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是否“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不同的法官肯定会有不同的判断结论。正是由于对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规定不明确，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有的法官借“自由裁量”之机而滥用程序权力，导致发回重审程序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对同类型的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置，不仅使下级法院无所适从，而且让当事人也莫名其妙，有损于诉讼程序的严肃性。
2、发回重审程序缺乏稳定性。当出现发回重审事实证据上的理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二审法院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当出现发回重审程序上的理由时，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则一律进入发回重审程序，而行政诉讼则同样出现了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改判的情形。这种“或发回重审或改判”的选择性程序规定，使诉讼程序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即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了发回重审的情由时，并不必然启动发回重审程序。这样在理论上既可能出现发回重审过度澎涨的状况，因为二审法官可以尽可能地选择发回重审程序；也有可能出现发回重审过度萎缩的状况，因为二审法官可以尽可能地不选择发回重审程序。无论出现哪种状况，发回重审程序的价值都难以得到真正实现。这种选择性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同样会出现上述的法官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甚至滥用权力的情形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3、由发回重审而导致循环审判。根据现行诉讼法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则有权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法院重新作出的判决仍然是一审判决，当事人仍然可以上诉，这时二审法院如何裁判，法律没有特别的规定，那么二审法院仍然有权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程序法这一非确定性标准而选择发回重审程序，案件又转入一审程序，再上诉，再发回重审……。由于发回重审的次数未受到限制，在理论上就明显形成了“一审→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审→……”这样一个无限循环、永无止境的诉讼怪圈，案件永远在一审与二审程序之间反复运作，案件永远无法结束，诉讼争议永远得不到解决。而且由于认定标准理解不一，这种诉讼怪圈可以套用到每个案件中去，只要当事人一上诉，就有身陷其中的可能。实践当中确实有的案件反反复复经过多次发回重审程序，形成拉据、僵持状态，拖上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得结案。虽然这一现象在法理上无从指责，但正如有学者所说，其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因为这对法院来讲不仅影响到司法裁判的既判力，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当事人而言，不但诉讼目的无从实现，还要卷入纠缠不清的诉累中，背上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包袱，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会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而让清白无罪之人无辜受到冤曲，从而损害司法审判活动的威信，动摇了民众对审判权威的信仰心理。[1]
4、发回重审制度体制上的不完善容易在法院内部产生矛盾冲突。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我国的审判体制决定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职责，对此上级法院应责无旁贷。但由于进入二审程序的许多案件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或受外界干扰较多，一些当事人还采取了纠诉缠讼、威胁恐吓等过激措施，迫于这些案外因素的压力，一些二审法官不愿意也不敢让案件在自己手中作个了断，而是借机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以此推卸责任、转嫁矛盾，将矛盾的“火药桶”踢回一审法院，明哲保身减轻自身压力又不违反法律，何乐而不为？这样发回重审程序成了二审法院的挡箭牌，丧失了其应有的监督价值。这种发回重审的结果，既加剧了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又引发了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的矛盾，由于发回的理由不是基于案件本身、法律本身的，这就降低了二审裁判在一审法院中的威信。另一方面，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的内审通知中大多数已经阐明要收集哪些证据、查清哪些事实、怎么样适用法律甚至是如何裁判等等，这虽然能够指导一审法院的案件审判，但更大的隐患是二审法院鲜明的意见不可避免地要干扰一审法院的审判意志，使得一审法院的独立审判原则大打折扣。⑵一审法院内部的矛盾冲突。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必须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判，经过重新对事实进行分析认定，重新对证据进行辩别认证，重新评议适用法律，新审判组织得出的裁判结论很可能与原审判组织的裁判结论不一致，也就是说新审判组织改判了初审的结论。由于大家都是同一审判级别，原审判组织又处于被新审判组织这种表面上的监督、改判地位，在两者之间很容易造成潜在的矛盾，也影响了一审裁判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发回重审制度的价值思考
作为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链接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一项特殊制度，发回重审的制度设置应符合其内在价值，笔者认为在重新审视发回重审时要注意研究这方面的价值，对发回重审制度进行准确的价值定位。
1、程序正义价值。众所周知，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诉讼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2]在当前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要着重强调程序正义,来保证法官公正行使权力,并保障实体正义,公正地维护好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在重构发回重审制度时,要建立好发回重审程序的正义价值,增强其生命力。首先立法上对发回重审的标准应确定统一,取得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认识,减少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防止司法权的滥用,要体现出程序对每个人都是公正、公平的,防止同样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其次,程序应当保持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出现发回重审的事由时要必然引入发回重审程序,避免选择性程序所带来的不公正性,否则两个相同的案件一个发回重审,一个改判,那么改判的案件争议会很快得到解决,而发回重审的案件要多一个环节才能了结,对两个案件的当事人而言显然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强调发回重审的程序正义价值，甚至是允许牺牲个案的不公正来换取程序制度上的公正，譬如某被告人犯罪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审查发现证据不足，为了追求个案实体的绝对公正，应发回原审法院查清事实，寻找证据，但从保证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程序制度公正出发，二审法院直接改判宣告无罪效果更好。
2、程序效益价值。诉讼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正如肖建国所说，程序效益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要求，它和程序公正、程序自由共同构成了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笔者认为，这一点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有价值，因此，在改革三大诉讼法发回重审的程序设置时要突出效益价值，注意诉讼成本，应当以最小的诉讼投入获取最大的诉讼产出。发回重审制度引发的诉讼过程拖沓冗长的弊端显而易见，导致诉讼周期过长，而诉讼周期过长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当事人私人成本的增加，二是造成法律秩序的不稳定，过长的诉讼周期会削弱当事人求诸诉讼的动机，损害法律秩序的威望以及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3]这样看来，设立发回重审的初衷未必能实现，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从程序效益和程序成本角度考虑，程序不是越繁杂越好，而应越简洁高效越好，因为繁琐的诉讼程序必然要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所以发回重审的程序应简洁、快捷。
3、程序监督价值。发回重审制度是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实施程序监督的一项基本制度，必须体现出其应有的程序监督价值。首先，发回重审程序要便于二审法院实施监督时进行操作，也就是要具有实用性；其次，依照发回重审程序实施的监督应当准确，不能引发不应有的争议；再次，要牢固树立发回重审程序的监督权威，防止因意见不一致，使一审法院对二审法院的监督产生合理怀疑，失去对二审程序监督的信任。
三、发回重审制度的重构
基于上述对发回重审制度的弊端分析和价值思考，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重新建构：
1、重新界定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
⑴取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发回重审的事实证据上的标准和理由。
长期以来，我国的审判活动一直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这一基本的司法原则，要求审判活动尽可能地发现、挖掘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谋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理智地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原则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探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现在的证据去再现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或案件发生的过程。[4]但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审判人员判别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完整地再现过去的客观事实则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空想。有学者还认为，“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实际上也与现代的证明责任规则不相符，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时，法院应依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而无权对此拒绝审判。[5]诉讼活动不是一个认知过程，而应是一个证明过程，不能像搞科学研究那样探求客观事实的绝对化，而应依照程序公正的原则证明法律事实的合法化，这才是程序的价值所在。因此，从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出发，笔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的说法不应提倡，可以将这一原则重新表述为“以证据为根据”。
但受“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二审法院在对一审判决进行审查时比较重视案件事实证据方面的审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就成为发回重审的一个重要理由。但这个理由的缺陷十分明显，对这一理由的批判有一段十分精彩的二难推理：如果二审审理中已经查清了案件的事实，并据此判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那么，不对案件直接改判而发回重审，岂不多此一举？如果二审审理中并未查明案件的正确事实和清楚事实是什么，如何能得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的结论？凭什么把案件发回重审？[6]笔者认为，否定发回重审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个标准至少有四个理由：第一，这个标准带有过分的自由裁量性质，换句话说，也就是很强的不确定性。对案件到了什么程度和地步才是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二审法院和一审法院可能各有其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即使在一审法院内原审判组织和新审判组织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实际上也很难评说哪一种认识和理解孰是孰非，那么最好就由二审法院依终审权力直接进行判定，不宜再发回重审，否则，既不能及时解决纠纷，浪费司法资源，又损害法制的一致性、统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第二，这个标准有悖于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司法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不是由法官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举证程度，因而二审法院以这个标准发回重审，未免有将本应由当事人承担的责任转嫁由法院承担之嫌。第三，这个标准也存在二审法院先入为主之嫌。二审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实上是基于存在这个案件事实的推定，先入为主地将案件置于什么场景之中，也就是从事实到证据的逻辑过程，而不是从证据到事实的逻辑过程，这种做法显然不妥，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这种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原则恰好相反。第四，这个标准仍是在鼓励一审法院主动、积极地调查案件事实，越俎代庖地介入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甚至是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调查取证，否则，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会被发回重审。这仍是职权主义法律思想的体现。
⑵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应一律发回重审。如前所述，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程序有问题的案件发回重审时强调“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行政诉讼中对程序问题还可以改判，刑事诉讼中虽然对发回重审的程序问题具体化，但仍不够到位，而且也体现了程序问题要达到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可见，我国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程序性问题采取了低标准的态度。这样，一些一审判决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并不被发回重审，甚至通过终审审判而被合法化，因而这样的程序标准是“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在法典中的典型表现。[7]这样，实体结果的正确性掩盖了对程序正当性的要求，无异于在暗示甚至鼓励法院及其法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不按法定程序办案，且免受任何追究，[8]必然会损害程序法的地位和价值，程序公正难以得到真正实现。所以，程序违法无大小，只要一审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不管是否会影响公正审理、正确判决，都应当通过启动发回重审程序确认其无效。而且程序违法是过程违法，判决却是实体裁决，用实体方法来解决程序问题并非良策，因而程序违法不适宜通过改判方式来解决。
⑶放弃实践中“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不当”等任意性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等理由屡屡见诸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这混淆了发回重审和改判的界限，也是权力滥用的表现，将这些非法定事由随意引入到发回重审程序中，只能导致这一程序的秩序更加紊乱、威信更加降低。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判决是否恰当等问题完全负有监督职责，应当通过改判程序来纠正一审判决中的类似问题。
2、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的限制。
因发回重审而引发的无限循环诉讼怪圈，确实危害相当大。但只要承认当事人对重审后的判决享有上诉权，而且发回重审的次数又不加限制，这个诉讼怪圈就仍然会存在，那么从机制上终结循环诉讼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对重审的判决再上诉，二是限制重审次数。前者显然不可取，否认重审后由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两审终审原则，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肯定当事人对重审后的一审判决仍然享有上诉权，所以对发回重审的次数加以限制是终结循环诉讼的惟一办法，事实上这个办法是可取的、便于操作的。笔者认为，对三大诉讼法发回重审的次数在立法上限制为一次即可，因为二审法院审查发现一审判决存在发回重审的事由时，给予一审法院一次重审机会，一审法院就应当注意到问题的存在而加以纠正，但若一审法院未作纠正，则说明一审法院或者不认为存在错误，或者不愿纠正，或者无力纠正，那么给予再多的重审机会也无济于事，反而不能迅速解决争议，导致诉讼成本的成倍增加、诉讼效率低下。
3、正确、妥善地适用发回重审制度。
⑴二审法院应依法行使发回重审权。发回重审是由诉讼法规定的一项诉讼程序，二审法院只能依据法律行使发回权，否则依法律之外的理由行使这项权力，就是不依法审判而滥用权力，不能保证法律程序的严肃性。实践中，发现有的上级法院在诉讼法之外制定了一些内部的条条框框，要求下级法院必须遵守，否则案件一上诉就发回重审，这种非依法监督制约的措施是不妥的。
⑵重审判决应注意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衔接。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有益措施，如果重审判决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就会违背被告人的上诉愿望，上诉权益得不到保障，只能会让被告人慑于上诉。因此，笔者认为，重审判决应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确要加刑的则应通过再审程序加以解决。这一法律思想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应得到尊重，即在重审时避免加重上诉方的责任。
⑶废止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根据最高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提审或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该规定在二审的再审程序中启动发回重审，将案件直接转入一审程序，由一审法院来纠正原一审程序的错误和二审程序的错误，这一做法欠妥。况且，案件到了再审程序，已经费了很长时间，再发回重审反复运作，势必会更加拖长审判期间。因此，笔者建议取消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
参考论著：
[1]周利发：《论发回重审的次数限制原则的建立》，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2]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转引自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3]肖建国：《程序效益论》，载《诉讼法论丛》1998年卷。
[4]张卫平：《民事审判与事实探知的相对性》，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5]参见金友成主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6]蔡晖：《对认定事实存在问题的案件不应发回重审》，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2期。
[7]参阅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判例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8]赵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转引自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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