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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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已由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1999年11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简称国务院《条例》，下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简称农民负担，下同）及其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制止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
乡（含镇，下同）人民政府主管本乡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日常工作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接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
监察、财政、物价、审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依法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和承担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及其他费用，是农民应尽义务。

第二章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
第六条 向农民收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村为单位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虚报人均纯收入及其他形式，变相增加农民负担。
第八条 村提留、乡统筹预算方案的编制和决算方案的审议，应当按照国务院《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农村承包田（含机动地）的承包金，全部纳入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实行专业承包和招标承包的工副业、果园、鱼塘、柞蚕场、荒地、荒坡、荒沙、荒草和荒水等项目除外。
对从事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户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比例，由所在地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条例》有关规定确定，收缴的费用不计入本条例第六条的限额比例之内。
第十条 对农民负担实行监督卡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于每年3月末以前将村提留和乡统筹费预算方案计算到户，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到农民手中，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农民负担监督卡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
第十一条 收缴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与农民负担监督卡填入的项目、金额相符。
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收缴方法，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分别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组织收缴。
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截止日期为次年1月31日，严禁在收购农产品时扣缴。
第十二条 村提留应当按照国务院《条例》第七条的规定，用于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的开支。
村内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补贴标准以及招待费的具体标准，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报乡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三条 乡统筹费应当按照下列项目安排使用：
（一）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用于民办教师工资补贴、购置教学设备和校舍一般性维修；
（二）计划生育费，用于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节育手术补助及计划生育所需的旅差费；
（三）民兵训练费，用于参加军训（指执行军委下达的军训任务）人员的误工补贴、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的补助；
（四）优抚费，用于现役义务兵家属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优待、补助及拥军优属活动开支；
（五）乡村道路修建费，用于本乡范围内的乡村道路、桥涵的修建。
乡统筹费可以用于五保户供养。五保户供养从乡统筹费列支的，不得在村提留中重复列支。
第十四条 乡统筹费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实际收取总额的50％；乡村两级办学经费一般不得超过乡统筹费的60％。
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平调乡统筹费；乡人民政府不得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收取专项费用。
第十五条 乡统筹费，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并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第十六条 国家确定的贫困县的特困村，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免缴乡统筹费。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户或因较大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户，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乡人民政府核实、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免除全部或部分村提留和乡统筹费。
对烈军属、失去劳动能力的荣复退伍军人和贫困村、特困户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减免，按照国务院《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减免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不得分摊给其他农户。
第十七条 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其他非法手段向农民强制收缴村提留和乡统筹费。

第三章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第十八条 农村农业人口、具有劳动能力、年满18周岁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和年满18周岁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限额及其使用范围，应当按照国务院《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农村义务工中的公路建勤工，由公路两侧15公里以内居住的年满18至45周岁的男性劳动力和年满18至40岁的女性劳动力承担。按照标准工日计算，每年每人不超过3个工日，机动车和畜力车每年每台（辆）不超过2个工日。
第十九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不得跨乡使用；因抢险救灾、兴修大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确需跨乡使用的，由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确需增加劳动积累工的，应当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出劳务为主。本人自愿的，可以以资代劳。以资代劳金的标准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行要求农民以资代劳。
第二十一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账、卡登记制度，并于每年3月末以前将用工计划分解到户，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四章 其他项目
第二十二条 面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按照国务院《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审批。实施收费时，应当持物价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未持收费许可证和使用收费票据的，农民有权拒付。
第二十三条 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进行集资，必须遵循自愿、适度、出资者受益、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并按照国务院《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改造集资，由县教育部门提出申请，经同级城建、农业部门鉴定，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生产、公益事业，应当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所需资金从公积金和公益金中列支。
第二十四条 集体经济组织以贷款或者借款方式兴办集体事业，应当从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的经营收入中偿还。
第二十五条 向农民发放牌照、证件和簿册等，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只准收取工本费。
第二十六条 在农村开展保险、合作医疗、公证、订阅报刊和书籍、发行有价证券等服务性活动，必须遵循自愿、量力的原则。任何部门不得强制或者摊派。
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订阅报刊的种类、份数及金额，应当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乡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农村执行公务所需经费，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在农村设置机构、购置设备或者配备人员所需经费及需要补充的其他经费，均不得向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摊派。
第二十八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组织以任何形式、名义，开展要求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达标升级和验收评比等活动。
第二十九条 对国家下达的农产品定购指标，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向农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对农民交售的农产品，收购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并及时兑现收购款。
第三十条 向农民收取的水费和电费，必须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加收其他费用。
水利、电利部门应当定期将水价和电价印发给农户或者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五章 案件处理
第三十一条 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对违反国务院《条例》和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向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举报，也可以按照诉讼程序起诉。
人民法院对属于农民负担的诉讼案件，应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审理。
第三十二条 对涉及农民负担的举报案件（简称举报案件，下同）按照属地原则，由案件发生地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转报上级人民政府处理。
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举报案件的数量和处理情况，定期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三条 对涉及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书面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转报上级人民政府处理。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在6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执行。
对举报案件的处理，不得推诿，无故拖延。对推诿和无故拖延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越权制发有关收费、集资和建立各种基金等加重农民负担文件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请本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本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1000至5000元的罚款：
（一）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二）超出规定比例限额提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
（三）超出项目、超范围使用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及劳务的；
（四）对村提留和乡统筹费未按照规定程序预决算和未按照财务制度规定进行管理以及不接受审计监督的；
（五）未建立农民负担监督卡的。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或者转报上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退回非法收取、平调的款项，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一）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平调乡统筹费的；
（二）乡人民政府超比例使用乡统筹费或者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收取专项费用的。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如数退还非法收取的款项；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2000至1万元的罚款；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非法集资，擅自发放牌照、证件、簿册等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
（二）擅自提高水费、电费标准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强制农民参加保险的；
（四）强制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订阅报刊书籍的；
（五）强行要求农民提供财力、物力、人力，开展达标升级和验收评比活动的；
（六）执行职务、设置机构、购置设备、配备人员向农民摊派所需经费或其他经费的；
（七）强行要求农民以资代劳的。
第三十八条 对无正当理由拒缴村提留、乡统筹费和不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由村民委员对其进行教育，经反复教育仍不予改正的，依照村规民约的规定或者农业承包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理，也可以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
第三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尚未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其管理职权可以由村民委员会代为行使。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11月25日
　　内容提要：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当中重要的制度之一，公司资本无论对公司自身或他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公司立法对公司资本均规定了最低限额。但公司资本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公司资本作出最低限额之规定。该规定无论对公司的经营或是对债权人保护，并无太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公司法》应当取消这一限定。
关 键 词： 公司资本 最低限额 取销

一 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的设定目的及立法体例
公司资本，不同的资本制度，其含义各不相同。就我国《公司法》规定而言，是指由章程确定的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际缴纳的出资总额。我国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公司法》针对不同类别、不同行业的公司，规定了公司资本最低限额，并且要求股东足额实缴，充分反映了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资本价值的重视程度。
（一）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的立法目的
1、为公司从事生产经营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公司资本是公司从事生产经营的物质基础。 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组织，这就决定了公司成立之后必须从事经营活动，否则，公司营利将无从谈起。而且我国《公司法》第225条、《公司登记管理条理》第62条规定，“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业执照。”。从此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从事经营活动不但是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其法律义务。
无论何种组织形式的公司，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必须拥有与其所从事的行业以及规模相适应的自有资本。如果“身无分文”，试图“空手套白狼”，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完备的信用体制环境下将难以实现。因此，公司资本，与其说是法律上的要求，不如说是公司自身生产经营上的客观需求。
2、保护债权人，维护交易安全
根据公司制度基本原理，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公司的资产及其责任完全独立于股东，股东仅以出资额或持有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现有资产为限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因此，公司的偿债能力直接取决于公司自身资产的多寡。而公司资本是公司资产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尤其是公司成立之初，此意义更为突出。从理论上讲，公司资本越高，公司资产越雄厚，进而偿债能力越强，对债权人保护越有利。为使公司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尽可能地避免公司过分负债经营而丧失偿债能力，侵犯债权人的权益，法律规定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使公司成立之初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自有资本，承担责任的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从而增强公司自身经营、抵御风险和偿债的能力。这样对保护债权人，维护交易安全，对整个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说这是规定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的主要目的。
（二）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立法体例
公司资本对债权人的保护乃至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充分体现公司资本的重要价值，世界各国公司法对公司资本有着不同要求，形成了不同特色的资本制度，即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中资本制。出于不同的立法理念和不同的司法制度，作为公司资本制度内容之一的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有两大立法例，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大都采取法定资本制，并对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作了明确规定，只是各国公司法的最低资本额限的宽严有所不同。出于同一立法目的，其立法的共性是：鉴于有限责任公司多为中小企业，一般对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要求不高；而对具有资合性特点并可成为大企业形态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最低资本额往往高于有限责任。如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限额，法国规定为5万法郎、德国为5万马克、日本300万日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额，法国规定发起设立为10万法郎、募集设立为50万法郎，日本为1000万日元。
我国公司立法受大陆法系的立法影响，对公司最低资本额亦作出了明确限定。我国《公司法》第2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限额：（1） 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2） 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3） 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30万元；（4） 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人民币10万元。”《公司法》第7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如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需高于上述所定限额的，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
与采取法定资本制的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对公司的最低资本额则要求不严，甚至法无明文。在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历史上各州公司法曾经普遍规定公司必须具有一定数额的资本方可开业。如果董事允许公司在不具备法定最低资本额的情况下开业，则要负个人责任。关于公司的最低资本额，一般为500至1000美元。到了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示范公司法及大多数州的公司法取消了这项规定，英国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也无最低资本额的规定。
二、资本最低限额的价值分析
公司资本对于公司经营，保护债权人，维护交易安全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公司资本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规定资本最低限额的意义和价值，《公司法》是否必须规定公司资本的最低限额，笔者认为并不必然。
（一）最低限额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价值分析
公司要从事经营活动，确需适当的资本作基础，否则，将无法从事经营活动。但法律强制规定公司资本的最低限额并无实际意义。
首先，最低限额标准缺乏客观依据。公司经营种类、规模等千差万别，法律所规定的公司资本最低限额忽略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公司的实际需要。公司要从事经营活动，不同行业的公司所需资本相差甚远，即使是经营同类行业的公司，由于其规模大小不同，所需的公司资本也各不相同。同是以生产经营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轿车类的公司与生产纽扣类的公司，所需资本可能相差很大；同样以商品零售为主的公司，其规模不同，所需资本同样有较大差别。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之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营业所需的资本额大不相同，一律规定同一个标准，显然不符合客观情况，如此作出的规定缺乏客观依据。
其次，最低限额给实践造成某些副面影响。由于法定资本的最低限额没有考虑到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营业实际所需资本额的不同，一律规定统一标准，给实践造成某些副面影响——对于实际所需资本远远高于法定限额的行业（公司）来说，即使法律不作此限制，公司欲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必然自觉投入相应的资本，否则无法开业经营。以以生产经营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公司法》规定最低资本额为50万元，该限额对生产轿车行业的公司来说明显远远不够，换句话说，股东实际投入的自有资本必定大大高于此限额。相反，对于实际所需资本低于法定限额的行业（或公司）来说，如对于生产规模不大的食品行业，或许10万元就足以。如此这样，实践中将可能出现三种情形：其一，如果“股东” 依法足额投入，以满足法定资本的最低限额要求，但实际上在一定时期内又不需要如此高的资本额，其后果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社会造成资本资源浪费，于“公”于“私”并无益处；其二，如果“股东”没有足额资本，将无法设立公司，其结果阻却了众多“经营者”进入市场，变相地限制了“股东”的投入，并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三，如果“股东”没有足额资本，但为了达到设立公司之目的，便采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手段，骗取公司登记。目前我国公司中普遍存在的虚假出资现象，一定程度上与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的较高要求及实缴制不无关系。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取消对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的要求，基本上是基于此考虑，也就是认为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到不同公司开始营业所需的资本额是不同的，有的可能需要100万美元，有的则可能只需要100美元。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律规定为1000美元是行不通的。
取消公司资本最低限额，股东设立公司时会否不投入自有资本或者投入极少自有资本，待公司成立后以公司的名义借款从事经营活动呢？这种情况从理论上是可能的，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必为此担心。除了人情或行政干预因素或者第三人甘愿冒此风险而借给公司钱款外，没有那家银行或个人愿意借给一家没有任何还款能力和保障的公司。就我国银行贷款体制方面，银行对每一个借款人的每笔借款均要求有人的担保或物的担保或者二者同时并用。因此，公司自身没有任何资产及还款能力的公司将很难得到借款，也很难有人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尤其随着信用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全靠借款生存和发展显然是行不通的。一句话，“市场”会作出选择，“市场” 会对公司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最低限额对保护债权人的价值分析
法律对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作出规定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出于对债权人保护之目的。那么，法律不规定资本最低限额，债权人的债权就一定会因此受到侵害吗？回答应是否定的。
第一，公司资本与债务清偿无直接联系。股东与公司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和责任主体。股东完成出资义务后，即完成了对公司的基本义务，股东对公司债权人不再负直接责任。而公司是以现有资产为限对公司的债务负责，不是以公司资本为限清偿公司的债务。换句话说，公司债务清偿能力的强弱，债权人的债权能否得到充分的保护，完全取决于公司的资产，而非公司资本，公司债务的清偿与公司资本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尽管公司资本是公司资产的组成部分，但公司资本并不表明公司的实有资产，更不能反映公司的偿债能力。
第二，公司资产，包括公司设立之初的资本，随着公司的经营，随时都发生着变化——增加或减少。我国《公司法》虽然坚持资本维持原则，如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公司向股东分红前必先弥补亏损以及提取税后利润的10％列入法定公积金等等，但由于缺乏资本充实的强制措施，因此，公司资产小于公司资本的情形既正常又普遍。公司一旦出现资不抵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就会严重受损。从这个角度，公司资本对公司债权人是虚幻的，没有实际意义。能否保护债权人，并不取决于当初公司成立时的资本多少，公司资本的多少并不决定公司以后的偿债能力的强弱，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公司的资产，尤其是公司的净资产。有学者认为“公司资本是公司经营活动的信用担保基础”。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公司资本与公司资产无论是其含义还是在实践中的实际情形都相差甚远，“以章程中载明的资本额为公司信用的评估标准是不足信的” 。尽管我国《公司法》坚持“资本维持原则”，但直到目前，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规并没有完善的措施予以保障，该原则只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而已。
第三，认真总结分析以下我国《公司法》实施多年的实践经验，《公司法》不但规定了最低限额，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规定了较高的最低限额。有学者计算，从我国国民平均收入水平与欧洲国家国民平均收入的差距及人民币与有关外汇的比价，我国法定最低公司资本额一般高出欧洲国家规定的最低资本额的10至20倍，有的甚至高达30倍。 但就债权人保护方面，公司资本所起的作用又有多大呢？相反，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等无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之规定，但并未因此而造成社会公害。
第四，目前理论界一致认为我国公司资本最低限额门槛太高，普遍呼吁降低公司资本的最低限额。那么，一方面认为《公司法》目前规定的最低限额较高，但另一方面，实践证明并没有因为规定较高的最低限额而使债权人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如果再降低最低限额（如降到3万、五万元等），对保护债权人价值又将如何不言自明。
那么，为了给债权人以充分保护，是否再提高公司资本最低限额？这样显然行不通。首先，如果再提高公司资本最低限额，必定遭到一致反对，理由前已述之，另外也不符合公司制度的发展趋势。其次，公司资本的最低限额要提高到何种程度或标准才能足以保护债权人，恐怕很难定论。况且，并不是规定较高的最低资本限额就一定能够起到保护债权人的作用。实践中，许多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但达到了法定资本的最低限额，甚至远远超过法定资本的最低限额，但仍然不能清偿公司债务，债权人的权益因此而遭受侵害。因此，法律上规定资本最低限额以求给债权人一定的保护，并不现实。
三 结论 取消公司资本最低限额大势所趋
我国《公司法》起草制定之际，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民经商，出现了许多无人员、无资金、无场地的“皮包公司”。由于该类公司缺乏必要的经营资本，于是不讲信用，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破坏了我国当时本不成熟的市场秩序。基于这种客观背景，为规范经济秩序，充分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公司法》采用了严格的资本制度，且规定了较高的公司资本最低额，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今天与10年前相比，我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形式已经发生了根大的变化，特别是人们对公司资本的观念发生了彻底改变，对公司资本和公司资产有了清晰的认识，无论是法律人士还是企业经营者不再盲目崇信公司资本，公司资本有了新的定位。公司资本被淡化已是世界各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我们也应当彻底改变将公司资本等同于公司资产的错误观念。
另外，随着公司资本观念的转变，股东的出资方式将随之多样化，如果将来《公司法》允许劳务、商誉、债权等等方式出资，公司资本的内含将发生根本性改变，换句话说，公司资本更加被虚化，随之，《公司法》再规定资本最低限额更无价值和意义可言。
基于上述分析，公司资本最低限额无论从公司生产经营角度，还是从保护债权人角度，已失去其理想中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公司法》取消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之规定，应当是大势所趋，且并无不妥。需要说明的是，《公司法》取消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之规定，不排除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对诸如金融等之类特殊公司的公司资本可以作出特别规定。
当然，在取消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之规定，降低公司设立门槛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司的相关法律制度，如建立公司法人资格否定制度、完善信用制度、公司解散清算制度等等，尤其是公司法人资格否定制度，对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公司，判令股东承担相应的责任，惟有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才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权益，维护交易的安全和良好的市场秩序。

作 者： 王德山，男，63年12月生，汉族，法学硕士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地 址：北京朝阳区红庙 邮 编： 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