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审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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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浙江大学法学院 朱晓燕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


鞍山市民防应急救援暂行办法

(2001年9月14日鞍山市人民政府第128号令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组织社会应急救援工作，减少灾害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危害和损失，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民防应急救援是指政府统一组织的对重大社会性灾害和事故实施的紧急抢险救灾行动。重大社会性灾害和事故包括空袭、地震、水灾、核、生物、化学危险品泄露、重要公用设施重大损毁以及重大安全事故等（以下简称灾害和事故）。



　　第三条　民防应急救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和指挥全社会各种力量，及时控制危害源，实施现场紧急施救，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财产，抢救受害人员，指导群众防护和组织撤离，消除危害后果。



　　第四条　民防应急救援工作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防救结合的方针，贯彻防空防灾统一规划、协调建设、综合管理、资源共享的原则。



　　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获得保护的权利，都有必须依法履行参与救援的义务。



　　第六条　对在应急救援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民防（人防）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机构职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领导本行政区域的民防应急救援工作。鞍山市民防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领导全市民防应急救援工作，其日常工作由市民防部门负责。

　　各县（市）、区民防应急救援的日常工作由其民防（人防）部门承担。



　　第八条　市民防部门的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民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拟订全市民防的有关政策、法规、规章：

　　（二）综合协调灾害和事故的预防与应急救援工作，调查、汇总、掌握相关综合信息，为指挥应急救援行动提供信息保障；

　　（三）组织制定应急救援联合行动预案，建立辅助决策系统，为指挥应急救援行动提供决策依据；

　　（四）组织协调应急救援警报、通信网络保障工作，为指挥救援行动提供指挥场所和指挥手段；

　　（五）组织指导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的建设和综合演练、演习，组织社会应急救援网络，保障调动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实施救援；

　　（六）负责应急救援值班勤务，受理重大灾情报告，保障政府处理重大应急救援事务；

　　（七）协调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参与应急救援；

　　（八）组织民防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组织应急救援技术综合保障；

　　（九）负责对核、生物、化学事故的预防和事故的应急救援，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参与事故原因鉴定、损失分析、责任报告：

　　（十）参与和负责地震灾害及重大的社会突发性、意外性事故的应急救援；

　　（十一）负责国际民防事务交流，寻求国际民防合作与支援。



　　第九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民防应急救援任务。

　　公安、消防、环保、卫生、交通、通信、电业、公用事业等部门或单位应组建专业队伍，明确职责，配备与民防应急救援专业工作相适应的必要的设备、设施。

　　房产、地震、水利、气象、保险、民政、劳动、财政、建设、计划等部门或单位应设定专兼职机构，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民防应急救援工作。

　　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门或单位应积极开展民防应急救援知识教育。新闻单位根据指挥部指令，做好灾害和事故应急救援第一现场的资料采集工作以及防空、灾害和事故警报信号的发放工作。

第三章　应急救援





　　第十条　各级民防（人防）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民防应急救援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



　　第十一条　各级民防（人防）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指挥自动化网络系统，与各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实现指挥网络互联。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向民防（人防）部门提供应急救援信息。



　　第十二条　各级民防（人防）部门设立重大灾情接警、处警电话，与“110”、“119”、“120”等接警、处警电话构成统一体系，保障民防部门综合协调重大应急救援行动。防空警报承担防灾报警任务，负责制定出专门信号并进行公告。



　　第十三条　民防指挥信息网和警报网的通信专线、中继线以及民防通信的专用频率和警报音响信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混同。



　　第十四条　灾害和事故的预防由各有关部门负责组织。民防（人防）部门负责检查、监督或协调灾害和事故的预防及救援准备工作。



　　第十五条　各级民防（人防）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民防宣传教育计划。在校学生的民防教育由教育部门组织实施。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的民防教育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等有关部门协助开展民防宣传教育。

　　各级民防（人防）部门对民防宣传教育实施指导、检查和监督。



　　第十六条　各级民防（人防）部门会同民防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组建部门制定训练大纲、训练计划和综合演练、演习计划。民防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的专业训练，由组建单位组织实施。民防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综合训练、演练、演习，由民防（人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本市公民应当学习民防应急救援基本知识，接受民防基本技能培训，参加民防演练，具备自救互救能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在民防（人防）部门指导下，有计划地组织本单位人员进行自救互救演练。



　　第十八条　灾害和事故发生时，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统一组织，指挥施救。



　　第十九条　发生、发现灾害和事故的单位或个人，应当直接报告民防应急救援中心，或者通过“110”、“119”报警台转报。民防应急救援中心应当按规定程序接警处警。发生事故、灾害的单位在报警同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组织自救互救，配合联合救援行动。



　　第二十条　各种民防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和社会救援组织，应当按照政府或民防部门的指令及时参加救援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拖延。



　　第二十一条　对在应急救援工作中受伤、致残或牺牲的人员，其医疗、抚恤待遇应按照国家有关因公（工）受伤、致残或死亡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经费物资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应急救援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业务经费主要由各级财政列支。



　　第二十三条　民防（人防）部门会同计划、财政、商业、物资、医药等有关部门制定应急救援物资保障计划，并报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　各救援专业队伍所需防护装备器材，原则上由组建专业队伍的部门或单位自行解决。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有毒有害物品单位的救援经费（设备器材购置、维修、专业队伍训练等费用），由本单位自行解决。



　　第二十六条　在应急救援工作中，经同级人民政府授权，民防部门可以调用本行政区域内的救援设备和物资。



　　第二十七条　对应急救援的器材、装备，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指定专人保管，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无损。



　　第二十八条　劳动保险部门在对灾害和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进行调查和鉴定时，民防（人防）、劳动、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或单位要参与和配合。



　　第二十九条　各级民防（人防）部门应会同计划、财政、审计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平衡、监督、检查综合防灾救援资金、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情况。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和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民防重点防护目标单位或者其上级管理部门不拟定本单位、本部门应急抢险、抢修方案的：

　　（二）受灾或者发生灾害性事故的单位，不及时报告、报警或者不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危害源，不配合应急救援的；

　　（三）民防应急救援组织不执行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指令的。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民防应急救援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民防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