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刘亮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13:45:51 浏览: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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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刘亮
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参与案件审判的一项司法制度，是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一条重要途径，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有效反映人民的意愿提供了途径；为案件全面、客观、公正审理，防止审判权的滥用进行了监督；同时也为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和效率，扩大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是，实践证明该制度还应在多方面加以完善，下面提出几点意见；
一、明确地位，提高认识
相关法律、法规虽对人民陪审员权利义务作了简要陈述，但对人民陪审员的地位仍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许多人对参与陪审员工作的态度不积极，担任陪审员后，本职工作和陪审工作若有冲突，必将推脱陪审职责。甚至有些人把陪审员当作一种炫耀，没有真正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实质。这些都说明法院对陪审员制度的宣传还不到位，普通公民没有深刻认识到身为陪审员的神圣使命和重要性。
因此在明确陪审员地位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将有陪审员参加的案件带入群众中去，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热情报名，踊跃参与的氛围。
二、从严选任，规范管理
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从源头上引进一批热爱陪审事业的人民陪审员队伍，是充分发挥我国人民陪审制度价值的关键因素。在对人民陪审员选任时，要制定科学的选任程序，明确选任标准，把道德标准?社会阅历?文化素质?法律素养等作为选任的重要内容。在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农村法庭可以适当的降低文化标准和法律素养标准，选任一批在当地群众威望高?道德品质好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选任过程中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在符合任职标准的同时，还应当选一些了解社区民情的基层组织工作者。
对选任人民陪审员，应根据人民陪审员的职业工作情况，合理的安排陪审工作的时间，可以适时的将随机抽取与人民陪审员个人志愿相结合，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安排人民陪审员的陪审工作，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与此同时，一定要严格对陪审员的管理，制定配套措施，在选任、培训、日常工作方面必须明确规定认真实施。加强与陪审员之间的交流，定期听取陪审员在参审工作当中的体会，增进陪审员对法院和法官的了解。
三、建立人民陪审员专管机构
可以参照律师协会的方式方法，建立人民陪审员专门管理机构，达到管理、监督、保障一体化的职能地位，辅助人大从事人民陪审员审批工作，监管法院聘任陪审员，保障陪审员的经费补助，监督陪审员参审权利的使用。专管机构还可以定期举行专业性较强的培训活动，规范对陪审员的教育，在减轻了法院培训负担的同时也增强了陪审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使整个陪审员管理模式驶入正规化轨道。
明确陪审员职责，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强化业务培训，让陪审员们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积累丰富审判经验，能够参与到更多的案件审理当中，充分表达出合法、公正的人民意愿。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亮
刘亮
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参与案件审判的一项司法制度，是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一条重要途径，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有效反映人民的意愿提供了途径；为案件全面、客观、公正审理，防止审判权的滥用进行了监督；同时也为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和效率，扩大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是，实践证明该制度还应在多方面加以完善，下面提出几点意见；
一、明确地位，提高认识
相关法律、法规虽对人民陪审员权利义务作了简要陈述，但对人民陪审员的地位仍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许多人对参与陪审员工作的态度不积极，担任陪审员后，本职工作和陪审工作若有冲突，必将推脱陪审职责。甚至有些人把陪审员当作一种炫耀，没有真正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实质。这些都说明法院对陪审员制度的宣传还不到位，普通公民没有深刻认识到身为陪审员的神圣使命和重要性。
因此在明确陪审员地位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将有陪审员参加的案件带入群众中去，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热情报名，踊跃参与的氛围。
二、从严选任，规范管理
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从源头上引进一批热爱陪审事业的人民陪审员队伍，是充分发挥我国人民陪审制度价值的关键因素。在对人民陪审员选任时，要制定科学的选任程序，明确选任标准，把道德标准?社会阅历?文化素质?法律素养等作为选任的重要内容。在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农村法庭可以适当的降低文化标准和法律素养标准，选任一批在当地群众威望高?道德品质好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选任过程中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在符合任职标准的同时，还应当选一些了解社区民情的基层组织工作者。
对选任人民陪审员，应根据人民陪审员的职业工作情况，合理的安排陪审工作的时间，可以适时的将随机抽取与人民陪审员个人志愿相结合，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安排人民陪审员的陪审工作，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与此同时，一定要严格对陪审员的管理，制定配套措施，在选任、培训、日常工作方面必须明确规定认真实施。加强与陪审员之间的交流，定期听取陪审员在参审工作当中的体会，增进陪审员对法院和法官的了解。
三、建立人民陪审员专管机构
可以参照律师协会的方式方法，建立人民陪审员专门管理机构，达到管理、监督、保障一体化的职能地位，辅助人大从事人民陪审员审批工作，监管法院聘任陪审员，保障陪审员的经费补助，监督陪审员参审权利的使用。专管机构还可以定期举行专业性较强的培训活动，规范对陪审员的教育，在减轻了法院培训负担的同时也增强了陪审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使整个陪审员管理模式驶入正规化轨道。
明确陪审员职责，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强化业务培训，让陪审员们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积累丰富审判经验，能够参与到更多的案件审理当中，充分表达出合法、公正的人民意愿。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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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迄今为止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在谈到姓名权时，似乎毫无疑问地将姓名权列为人格权的范畴。即使在德国，虽然自萨维尼时代就反对将人格权作为民法上的权利（原权利）来对待，从而在其民法典中就没有关于人格权的一般概念。但其民法典却在第12条明确规定了姓名权，并且其学者一般都坚称其民法典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属于第823条侵权行为保护的“其他权利”的范畴。[1]《瑞士民法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于第29条及第30条规定了姓名权，而且是在“人格保护”之外专门规定了姓名权。这种现象从逻辑上讲，有下列几种可能的推断：一是姓名权不包括在人格之内；二是姓名权特别重要，有特殊价值，应特别予以规定；三是人格的利益不能通过正面赋权的方式规定，而姓名权是作为权利正面规定的，有特殊意义。也就是说，其他人格利益属于“防御性的法益”，而姓名权属于积极意义上的权利。究竟是哪一种推断呢？人们对姓名权还有其他人格权的争议的源头其实就在这里。另外，就我的经验和知识看，身体、健康、生命和自由与姓名权相比，对于自然人来说要重要得多，但德国人却没有将之列为权利，而是作为一种人格利益列在其民法典第823条的侵权法保护之下，作为防御性权利来对待，这究竟是为什么？
就姓名权而言，如果仔细斟酌，就会体味出其与其他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有较大的不同。首先，一般说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不可缺少的属性，如生命、健康、身体、自由和其他尊严，但姓名权却不同，一个人因出生的事实而取得人的地位，它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一个人没有姓名不妨碍他是一个人，人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描述来标志他，尤其是在熟人社会中更是如此。其次，姓名权主体如果愿意，他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自己的姓名。因此，对于人来说，姓名似乎是“身外之物”。因此，其人格属性就值得探讨。另外，在欧洲甚至在中国，姓名权是否具有身份权的特征，也值得考察。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红与黑》作者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费尽心机地去改变自己的姓名之举；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皇帝对某些有特别贡献的人的“赐姓”行为。甚至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的朝代，其姓名也代表着身份而不仅仅是一个人格权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妇女出嫁后要随丈夫家姓。而今天的西方社会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否则为什么美国国务卿称为“希拉里·克林顿”？西方许多国家出现了松动的痕迹，而日本直到今天也不允许妇女出嫁后不随丈夫家姓。这难道不是身份吗？
除此之外，侵犯姓名权往往伴随着对其他权利的侵犯，例如，将姓名注册为商标，就不仅侵犯的是姓名权，往往还有名誉权。如中国著名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一案，就不仅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还有一些作家或者艺人都有笔名或者艺名，侵犯这些所谓名字是否也构成侵犯姓名权呢？单纯地侵犯姓名权与以上这些侵权行为有何区别？
正是因为有以上这些问题，因此，姓名权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姓名权的概念及意义
姓名通常由姓与名（有的是一个名，有的则是几个名）组成，而由于各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不同，姓名来源就有不同的途径。例如，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一般人是没有姓的，仅有名。[2]在当今社会，因大部分国家要求出生后要进行登记，而登记必须要有姓名。而从姓名的取得看，个人的名一般都是由他人给定，而姓则是从家族的姓氏。子女由对其享有亲权的人取名，婚生子女通常由其父母取名，非婚生子女则由其母亲取名。在子女出生后1个月内须向户籍官员通告其姓名，并由该官员将之登记在出生簿中。以后姓与名的变更需经过主管机关的批准，其条件是“有重大理由进行变更”。[3]在我国，按照《户口登记条例》第7条的规定：“婴儿出生后1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弃婴，由收养人或者育婴机关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依照《民法通则》第2章第2节关于监护之规定，也应由有监护权的人取名。但由于传统的原因，我国实际上给出生子女取名的有的是父母，有的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有的甚至是家族中的长辈或者具有较高名望的人。
姓名权是自然人对自己姓名的专用权及设定或者变更的自由决定权。姓名权之所以被认为是自然人的人格权，是因为他是能够标表自然人作为存在的符号，这种符号能够同具体的人相联系。人的姓名的作用就在于使人们在一般交往包括法律交往中相互识别，[4]个人的姓名经过长期的使用，对该人来说，成为了其人格象征，并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这样就产生了保护姓名不受来自第三者侵害的意识。由此，作为人格权之一的姓名权逐渐得到了认可。[5]姓名权旨在保护姓名载体的个性，因此旨在保护其人格的一部分。[6]我觉得姓名和姓名权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生活方面的意义。在这一方面，姓名有利于交往，即方便了人们的交往，人与人通过姓名而标志出人格的抽象存在，即使在没有具体的人在场的时候，也可以轻易地谈论其长短。也就是说，姓名的出现，使人们抽象地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变得容易，即使个体的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够使其与其他人相区别。二是在私法上的意义。姓名使法律意义上的交易变得简单和方便，无论在契约自由、过错责任和所有权的行使方面都成为简单和容易的事情。同时，姓名更容易使人的尊严、名誉等得到更好的彰显。如果没有姓名，个人的个性的发展和名誉、信用等的积累将变得困难。这也从反面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日本只有贵族才拥有姓和名，它是贵族的特权。三是在公法方面的意义。姓名不仅与税收、服兵役等相联系，甚至跟国家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一方面，姓名的出现使国家对人的管理更容易和更方便，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可以轻易改变姓名而与前面的姓名失去联系，则其以前所有的历史和义务等都将消失，那么，一个债务人就可以通过改变姓名而逃避债务，或者一个因有严重前科的人不适合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将无法甄别。这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正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各国对于姓名都有十分完整和严格的管理制度。虽然个人可以变更姓名，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姓名权属于个人，但管理属于国家。不能因为法律制度的禁止就认为是侵害私人的姓名权。
三、姓名权的权利属性
姓名权是否是一种人格权，或者说它是否仅仅是一种人格权？它与其他的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有什么不同？对此，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姓名并非是人的身外之物，如同一件东西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而是使人个体化的一种标志、一个象征，所以它是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一种人格财产。因此，姓名权本质上是一种人格权，即在一个人的直接存在以及他的个人生活范围内，承认他不受侵犯的权利。[7]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及司法实践一般也认为，姓名权是一种人格权。
我本人对此有自己的疑问，我认为，姓名权不仅是一种人格权，同时也具有身份权的特征。理由是：
（一）从立法例上看，德国、瑞士等国家的民法典并没有将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作为权利来对待，而是将其作为法益规定在其侵权行为保护的范围中
但却明确规定了姓名权，德国学者拉伦茨还特别指出：（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列举了四种在受到侵犯时就完全同权利立于同等地位的“生活权益”，即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在它们受到侵害之虞时，司法实践准许提起除去侵害之诉，在继续受到侵害时，准许请求停止侵害。这样并不是说，有一种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并把这种权利与法律承认的人格权并列[8]。而拉伦茨与梅迪库斯坚称其民法典第12条的姓名权属于第823条中规定的“其他权利”，要受到第823条的保护。[9]但令人费解的是，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之于人的意义，要比姓名重要得多，为什么《德国民法典》认可了人对于自己姓名的权利存在，反而要将“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放置在权利的范畴之外呢？[10]
有的学者这样来解释“受法律保护”的对象与“权利客体”之间的区别：人应该是权利的主体，客体作为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它必须是人以外的事物。否则，假如它成为了人的组成部分，那么权利就将回指主体自身，导致主体与客体的混同。这就意味着权利在这里的存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法律对于人的保护，就足以实现人对于其组成部分的享有。近代民法在“属于我们的东西”上，刻意地强调权利与非权利的区分，是出于这样一个观念：人是民法的目的，民法首要的目的，即是人的保护。在人的保护中，那些内在于人的，因人的存在，就会当然存在的“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自然就隶属于“人本体的保护”范畴。法律保护人，就是在保护那些“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而那些外在于人的，并不会因为人的存在而当然属于人的“我们所负担的东西”，则需要用权利把它们与人连接起来，通过“权利的保护”，使之成为在法律上属于人的事物。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近代民法在规定了“姓名权”，却拒绝将更为重要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规定为权利的原因。正是由于后者对于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才使民法将它们确定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价值，看成是人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比较而言，姓名与人的距离则要远得多。姓名之享有，与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也无太大的联系。这就使得民法可以将姓名看成是人以外的事物，从而可以成为人的权利。[11]我十分同意这一解释的方法和理由。姓名的确是人的身外之物，因人的取名和长期使用而成为人的标志，但这种标志与其他人格利益差别太大。姓名没有惟一性的特征，许多人会用同一姓名，而其他人格利益却不同：几个人一条命的情况没有、几个人一种名誉权的情况也没有。这也说明，姓名属于人的身外之物。仅仅是因为长期使用而成为人的标志，成为标表型的人格权。
（二）从姓名的产生看，姓名权似乎完全不同于其他人格权
首先来看看德国的情况。在德国，一个人的姓名是由姓（家族名称）与一个或者几个名组成。从魏玛帝国宪法时起，贵族称号就成为姓的一部分。姓可以是出生姓氏，也可以是婚姻姓氏。出生姓氏是一个人出生时依血统关系而取得。婚生子女以其父母的婚姻姓氏为其出生姓氏；而非婚生子女通常以生母的姓为其出生姓氏。在《改革婚姻法和亲属法的第一部法律》与1976年7月1日施行前，婚生子女总是冠以父姓，这种规定违反日益强烈的男女平等的原则。现在成为标准的《标准的婚姻姓氏》是他们结婚时共同采用的“共同的姓氏”。在过去，妻子随着结婚即失去其原有的姓，同时取得丈夫的姓。现在夫妻结婚时，可以向户籍官表明以丈夫或者妻子的出生姓氏作为他们的共同姓氏。在他们没有作出决定时，丈夫的出生姓氏自动作为他们的婚姻姓氏……。[12]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情况。夫妻结婚后，妻子不可以选择姓氏或者保留其出生的姓氏，而必须要用丈夫的姓氏。尽管已经出台了改革的方案，但人们还没有看到希望。这一点是否违反《宪法》第13条还有疑问。在不认可夫妻别姓的现行制度下，很多因婚姻而改变姓氏的妻子不得不把原来的姓氏作为通称使用。一般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解决问题，但当妻子是公务员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在一个著名的“关口案”中，身为国立大学教授的原告，对于限其使用原来的姓氏的大学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认定国家负有允许其使用原来姓氏的义务，并以姓名保有权受到侵害为由请求损害赔偿。原告主张，作为人格权内容的组成部分，拥有保持自己姓名的权利受日本《宪法》第13条的保护。东京地方法院指出：为了把握公务员的同一性，使用其户籍上的姓名具有其合理性，而且在公务员中，把旧姓作为通称使用的情况还不能说很普遍。因此，不能支持原告的有关姓名保有权受宪法第13条保障的主张。因此，驳回了原告的主张。[13]虽然日本有的学者当时指出：如果10年后再回头看本案的判决，恐怕谁都会看到本案在人权问题上的狭窄视野和对社会变化反映的迟钝，谁都会感到明显的不和谐。但10年过去了，这种预言没有实现。[14]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情况。在我国，因1949年解放后特别强调妇女的解放和保护妇女权益，在当今结婚后随夫姓的情况，至少在汉族地区已经绝迹。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宗族制度，出于续写家谱的需要，对名字有许多限制和要求。如姓是统一的家族姓氏，但名字却要求中间一个字或者最后一个字在同辈份的人中是统一的，例如，毛泽东、毛泽民、毛泽潭等。
从这种国内与国外的历史和今天看，难道姓名权仅仅是人格权吗？是否真的与身份权不相干？《红与黑》的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之所以改变姓名，难道他不是渴望一种贵族身份吗？他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人一看到他的姓氏就知道他是一个贵族。直到今天，姓氏与身份也不能说丝毫没有关系。
我国有学者在分析姓名在中国与西方社会的身份作用时指出：姓名承担了代表群体或者个体、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关系、弥补命运缺憾、指代特殊事物、体现社会评价、凝聚文明精华等社会功能。姓名权在历史上的确曾经以身份权的形态存在过。在某些条件下，姓还可以发挥个体区分和身份区分的作用。因为在等级社会中姓本身就意味着高低贵贱。从微观上讲，家长权、夫权、亲属权等都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姓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德国学者莫迭尔等人才提出了姓名权为亲属权（即身份权）的观点。他们认为姓名权的发生多源于亲属关系，所以姓名权为亲属权的一部分。该观点从姓的角度论证了姓名权是一种身份权。……我们可以通过行辈字号等姓名制度轻易地判断出不同人的尊卑、血族、父母双亲、婚姻、子嗣、兄弟姐妹等社会认知因素，从而确定他们之间是否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有着什么样的亲属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都是什么。因此，姓名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可以成为身份关系的制度抽象，一个具体的姓名就是一个具体的身份，一个具体的姓名就意味着身份关系上的具体权利义务。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姓名权是一种身份权[15]。
在当今的中国，因解放后平等观念的荡涤，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贵族与平民的区分几乎已经根除。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的身份关系几乎消失。从个人的姓氏上几乎已经不能区别身份。但姓名在以下两个方面仍然起着标志身份的作用：（1）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某些姓氏仍然能够代表家族的身份。（2）在今天的中国，有的地方仍然存在续写家谱的行为和现象。
（三）从姓名的变更来看，姓名似乎离人很远
一般的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都具有与人不可分离的特点，但姓名权却可以依主体的意思并有理由时提出变更。从这一点上看，它似乎不具有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的一般属性。它仅仅是一种标志，而它本身却毫无意义。就比如说是一个商品的标记，仅仅是因为通过登记取得而使他人不可侵犯，但它可以被取代。因此，也就决定了姓名权的客体决不可能是姓名，而是一种决定用什么来作为姓名的决定权。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刚刚出生没有姓名而有姓名权。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姓名权不仅具有人格权的特征，还具有身份权的特征。而且，它与其他的人格权具有不同的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兼有人格权与身份权属性的权利。
四、姓名权的权能
对于姓名权的权能，学者之间具有不同的观点。我坚持姓名权仅仅属于自然人而非法人享有。法人的名称权看起来与自然人的姓名相同，但却有着本质的差别。尽管在西方有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可以将姓名注册为商号，对商号的保护似乎等同于对姓名的保护，但我仍然认为两者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故在此，我仅仅阐述自然人姓名的权能。
对于姓名权的究竟是一项积极权利，还是仅仅是一种防御性的权利，学者之间存在争议。[16]我认为，由于姓名权是一种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因此，它就不仅是一种“法益”，它有着积极的权利属性。但是，由于姓名权不存在转让问题，但却存在变更问题。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不同的是，它需要登记。而且，它同肖像权有些相同的是，可以通过同意他人使用而收取费用。当然，当他人侵犯时，可以请求法律的救济和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结合该规定，我认为，姓名权应有下列权能：
（一）姓名的自我决定权
姓名的自我决定权是指在姓名的设定和变更方面，姓名权人具有自由决定权，任何第三者不得非法干预。这应该是人格发展和自我决定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也是姓名权作为一种特别人格权的特别之处，其他人格权基本上不存在设定方面的问题。
虽然姓名权的设立和变更是一个私权的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的管理，甚至是公法上的利益。对此，德国学者指出：姓名的这种意义也适用于公法上的义务。所以，自然人是否有权任意变更其姓名，是一个属于公法范畴的问题。[17]故公民个人的这种姓名的设定或者变更权利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例如，发生的日本的上述“关口案”中的姓氏争议，就非常清楚地说明，结婚妇女无权随意选择或者保留自己原来的姓氏，必须该为丈夫的姓氏作为婚姻姓氏。在我国发生的“赵C姓名事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这种自由设定权或者变更权与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自出生起，赵志荣的儿子就一直使用“赵C”一名20多年。2006年8月份，正在贵州读大学的赵C到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江边派出所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时，民警告诉他，公安部有通知，名字里面不能有“C”字，要改名。尔后，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户籍科也告之，“赵C”录人不了公安部户籍网序。2007年7月6日，赵C向鹰潭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继续使用“赵C”一名。但是，结果还是“不可以、需改名”。
赵C很喜欢自己的名字，认为简单、好记、不重名，而且用了20多年，自己所有的档案关系都是“赵C”，要改名牵涉太多。同时，赵C也认为，既然公安机关在其出生时把“赵C”的户口和第一代身份证都给办了，现在又强迫他改名，显然是侵犯了公民的姓名决定权。为了捍卫自己的姓名权，2008年1月赵C将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告上法庭。2008年6月6日，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赵C胜诉。
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于2008年6月提出上诉。法院二审时，双方激烈的法庭辩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 C”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可以使用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最后，在法院的反复协调下，当事双方在庭外都表示愿意妥协，双方最后达成和解。法院于26日19时12分对“赵C姓名权”官司当庭作出二审裁定，裁定撤销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赵C将用规范汉字更改名字，鹰潭市月湖区公安分局将免费为赵C办理更名手续。该案于2009年1月15日人选了2008年全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足见其在中国的影响之大。
该案涉及到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4条的规定这一核心问题，该条规定：“居民身份证使用规范汉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填写。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居民身份证用汉字登记的内容，可以决定同时使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文字或者选用一种当地通用的文字。”那么，什么是“标准的数字和符号”？对此条的解释无非有两种：一是C属于标准的数字和符号；二是C不属于标准的数字和符号。在此我不想就此作出解释，只是想说：如果C不符合这一规定，则公安部机关就没有侵犯其姓名自我决定权；反之，如果符合这一规定，则属于行政侵犯其姓名自我决定权。
对于未成年人的姓氏问题上，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1）未成年人的姓氏如何决定？（2）能否用父母姓氏以外的姓氏作为未成年人的姓氏？（3）父母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姓氏是否必然变化？是否归监护人或者抚养人单方决定？
对于问题（1），即未成年人的姓氏决定权，原则上说，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对于未成年人的姓氏，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按照当地习惯确定。
对于问题（2），父母在决定姓氏的时候，能否以父母各自的姓氏以外的姓氏作为未成年人的姓氏？对此问题，有些国家，如德国还是日本，法律规定有婚姻姓氏，夫妻的婚姻姓氏必须是一致的，不允许夫妻有两个姓氏，仅仅是如何决定的问题，即是决定用丈夫的姓氏或者妻子的姓氏作为婚姻姓氏而有差别。如果有婚姻姓氏，子女一出生，即当然拥有婚姻姓氏，就不会发生未成年人的姓氏如何决定的问题。而我国的法律和管理制度并没有规定婚姻姓氏，因此，子女出生后就会出现如何决定其姓氏的问题。如果夫妻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用丈夫的姓氏还是妻子的姓氏，或者协商一致用夫妻姓氏之外的他姓是否允许？至少从法律制度的层面看，迄今没有禁止性规定。而从实践的情况看，用夫妻之外的他姓登记为子女姓氏的情况也有存在，登记部门也没有制止。
对于问题（3），按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1951年《关于子女姓氏的批复》、1981年《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题的复函》及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如果子女虽未成成年，但有表示其意志的能力时，离婚后要变更子女姓氏，要征求子女本人的意见，并应以子女的意志为主。如果子女没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离婚前的子女的姓名。不能以抚养责任来决定姓氏的变更，即离婚后的子女的监护人或者抚养人不得仅仅以自己为监护人或者抚养责任人为由来单方决定没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子女的姓氏。
同时，在关于姓名的变更程序上，按照我国《户口登记条例》第18条规定，未满18周岁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或者父母、收养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18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二）专用权
日本学者指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姓名的使用不受他人干涉，当他人超越权限范围擅自使用自己姓名时，可以对此加以禁止。这是姓名权的本质，是很多国家的民法典作出规定的内容。[18]
这种专用权包括自己使用和允许他人使用。自己使用，是指在生活交往和法律交往中使用自己的姓名，例如，在签定合同时用自己的姓名签字；到某地参观考察可以将自己的名字签于留言簿上；也可以将自己的姓名适用到合伙、个体或者公司的商号或者商标等。
也可以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一般来说这种使用都是有偿的，非常类似于肖像的被允许使用。一般来说，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姓名的，将构成侵犯姓名权。当然，这种许可使用应明确使用的范围和目的。超出范围和目的使用，仍然属于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姓名。例如，A为自然人，与合伙企业B达成协议允许B合伙企业使用自己的姓名作为该合伙的商号的一部分。后来B变更合伙为公司继续使用A的姓名作为公司的商号的一部分，但没有通知A。 A认为变更后的公司未经其许可使用其姓名而侵犯了其姓名权。这种情况下，的确应该按照侵犯A的姓名权处理。
（三）姓名的持有权（保有权）
该权利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任何人有权保持自己的姓名权，非经自己同意不得被强迫放弃或者更改姓名。这一点也是姓名自我决定权的另一种表达，但角度不同。上述发生在日本的“关口案”中的原告就认为，结婚后必须改姓为丈夫的姓氏侵犯了其姓名保有权，进而侵犯了其《宪法》第13条的权利。在我国山东菏泽200多名村民因姓氏生僻而被迫集体改姓事件，[19]实际上就是侵犯了姓名的自我决定权和保有权。
第二种含义是当就姓名权发生纠纷时，有权要求司法机关确认自己的姓名权。《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有权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争夺该姓名的使用，或者无权使用该姓名的人使用该姓名，从而使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权利人得请求排除此侵害。有继续受侵害之虞时，权利人得提出停止侵害之诉。”即含有该含义。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完善企业财务约束机制，是落实和规范企业财务自主权，促进企业依法理财，维护国有权益，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几年来，随着财务管理权限的逐步下放，出现了一些企业国有权益被侵蚀，国家收入大量流失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严重妨碍
了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企业外部财务监督与企业内部财务约束相结合的监督机制，把国有企业各项财务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各级财政、审计、监察、税务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按照既各司其责
，又避免重复监督的要求，通过切实有效的财务监督工作，把企业财务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的意见
(财政部 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企业”)自主权特别是财务自主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落实，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推进政企分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缺乏完善配套的企业外部财务
监督和企业内部财务约束机制，相应的财务监督工作没有跟上，一些企业没有把国家赋予的财务自主权用在企业发展上，消费性支出失控，铺张浪费严重；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手中掌握的财务管理权，把持购销活动，通过关联交易化公为私，肆意挥霍。这些行为严重干扰了企业改
革进程，助长了奢侈腐败，企业的国有权益被侵蚀，国家收入大量流失。为了解决当前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工作，为严肃财经法纪，维护国有权益，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企业财务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政府转变职能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要求，把国家赋予企业的各项财务自主权真正落到实处，确保企业依法开展财务活动应当享有的财务自主权不受干扰。同时，通过对企业财务活动实施有效监督，规范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督促企业用好财
务自主权。
加强企业财务监督应遵循以下原则：政企职责分开，充分落实企业财务自主权，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依法实施财务监督，维护国有权益，防止国家收入流失；企业外部财务监督与企业内部财务约束相结合。
二、企业财务监督的内容。
企业财务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综合反映，对企业财务的监督应包括企业财务管理各个环节，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企业消费性资金使用的监督。企业应本着先生产、后消费的原则，合理安排各项支出。各项消费资金的使用，应编制项目预算和费用开支计划，报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审批，并据实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执行情况。企业购置小轿车要与企业的规模和盈利水平相适应，严格按
有关规定执行；亏损企业不得购买小轿车。企业建造职工活动中心、宾馆、招待所等非生产性设施，必须按基本建设程序立项，限额以上的项目必须报国家计划主管部门审批，限额以下项目必须报企业主管部门审批；企业修建职工住宅以及其他非生产性设施，不得挤占生产经营资金，不得
高标准修建和高档装修。企业人均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要相应扣减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比例或企业工资总额计划。
(二)加强企业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的监督。企业必须在满足生产经营周转资金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安排铺底生产经营资金。
(三)加强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督。企业对外投资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坚持集体讨论，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报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审批。除国家有特殊规定外，企业累计对外投资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技术改造任务重和生产经营资金不足，以及对外投? 报酬率预计达不到银行存款利率的，不得对外投资。
(四)加强对关联企业经营往来的监督。对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供应、商品销售、资金借贷、收入费用的核算以及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经费开支等，要分帐管理，独立核算，并建立必要的报表报告制度。
(五)加强企业购销活动的监督。企业应建立产品(商品)、原材料、设备等资产购销活动的内部控制制度。企业主要原材料、设备的购进价格以及主要产品(商品)的销售价格，与市场同类产品(商品)或企业以往购进及销售的同类产品(商品)价格差异较大的，应及时查明原因，并在企业财
务报告中予以说明。
(六)加强企业资金调度的监督。企业要建立资金调度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资金调度安全。企业开设的银行帐户以及按月编制的资金使用计划，必须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对无有效合同、无合法凭证、无合规手续的，不得对外支付现金(包括支票、汇票等)。
(七)加强企业成本费用的监督。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和费用开支标准，准确核算成本费用，建立健全内部成本控制制度，严禁少计少摊成本或乱挤乱进成本。
(八)加强企业资产处置的监督。对企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盘亏、毁损、报废等净损失，坏帐损失，被盗损失以及财产担保损失等，必须建立严格的鉴定和审批制度。对企业公司制改造、与外商合资合作及其他对外投资中的财产转移，要建立严格的评估和报批制度。
(九)加强企业利润分配的监督。企业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必须按规定分配。除公益金可以用于职工集体福利设施支出外，企业留用的利润必须用于企业发展。
(十)加强企业财务报告的监督。企业应按国家规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告，有关重大事项必须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予以披露。有关部门要制定科学的财务指标评价考核体系。企业财务报告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查的，要建立必要的抽查制度，以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
三、企业财务监督的范围及方式。
企业财务监督管理的范围，包括国有企业、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出资额所占比例超过50%或实质上拥有控制权的公司制企业。
企业外部财务监督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管财政机关负责。根据实际需要，主管财政机关可依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1994〕159号)向企业监事会派出监事，会同监事会中的其他监事开展监督工作。对尚未派出监事的企业以及国家出资额所占比例超过50%
或实质上拥有控制权的公司制企业，主管财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外部财务监督。
企业内部财务监督在厂长(经理)领导下，由企业财务部门直接负责，重大财务决策必须报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审议决定。企业应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完善包括厂长(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财务部门和其他职能部门在内的企业内部财务监
督管理责任制，自觉接受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四、企业财务监督的要求。
企业应自觉接受主管财政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如实提供完整的财务帐目、凭证、报表和相关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大决策和主要财务事项，应于当月及时向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厂长(经理)对企业财务监督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应积极支持、保障财务部门履行好财务监督职责，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财经法规，接受企业财务部门和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检查。企业财务部门要忠于职守，认真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督职权，确保对企业内部各项经
济活动和财务收支进行有效的财务监督和控制。
主管财政机关要严格履行职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财务监督要求，通过建立健全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网络，跟踪企业资金运动，监督企业银行帐户资金的变化、购销价格的异常变动、主要资产的转移过程、消费性支出的使用等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切实提高财务监督的
有效性。主管财政机关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得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企业索取费用和报酬。
本意见由财政部负责组织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可根据本意见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1997年2月27日
迄今为止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在谈到姓名权时，似乎毫无疑问地将姓名权列为人格权的范畴。即使在德国，虽然自萨维尼时代就反对将人格权作为民法上的权利（原权利）来对待，从而在其民法典中就没有关于人格权的一般概念。但其民法典却在第12条明确规定了姓名权，并且其学者一般都坚称其民法典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属于第823条侵权行为保护的“其他权利”的范畴。[1]《瑞士民法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于第29条及第30条规定了姓名权，而且是在“人格保护”之外专门规定了姓名权。这种现象从逻辑上讲，有下列几种可能的推断：一是姓名权不包括在人格之内；二是姓名权特别重要，有特殊价值，应特别予以规定；三是人格的利益不能通过正面赋权的方式规定，而姓名权是作为权利正面规定的，有特殊意义。也就是说，其他人格利益属于“防御性的法益”，而姓名权属于积极意义上的权利。究竟是哪一种推断呢？人们对姓名权还有其他人格权的争议的源头其实就在这里。另外，就我的经验和知识看，身体、健康、生命和自由与姓名权相比，对于自然人来说要重要得多，但德国人却没有将之列为权利，而是作为一种人格利益列在其民法典第823条的侵权法保护之下，作为防御性权利来对待，这究竟是为什么？
就姓名权而言，如果仔细斟酌，就会体味出其与其他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有较大的不同。首先，一般说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不可缺少的属性，如生命、健康、身体、自由和其他尊严，但姓名权却不同，一个人因出生的事实而取得人的地位，它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一个人没有姓名不妨碍他是一个人，人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描述来标志他，尤其是在熟人社会中更是如此。其次，姓名权主体如果愿意，他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自己的姓名。因此，对于人来说，姓名似乎是“身外之物”。因此，其人格属性就值得探讨。另外，在欧洲甚至在中国，姓名权是否具有身份权的特征，也值得考察。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红与黑》作者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费尽心机地去改变自己的姓名之举；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皇帝对某些有特别贡献的人的“赐姓”行为。甚至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的朝代，其姓名也代表着身份而不仅仅是一个人格权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妇女出嫁后要随丈夫家姓。而今天的西方社会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否则为什么美国国务卿称为“希拉里·克林顿”？西方许多国家出现了松动的痕迹，而日本直到今天也不允许妇女出嫁后不随丈夫家姓。这难道不是身份吗？
除此之外，侵犯姓名权往往伴随着对其他权利的侵犯，例如，将姓名注册为商标，就不仅侵犯的是姓名权，往往还有名誉权。如中国著名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一案，就不仅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还有一些作家或者艺人都有笔名或者艺名，侵犯这些所谓名字是否也构成侵犯姓名权呢？单纯地侵犯姓名权与以上这些侵权行为有何区别？
正是因为有以上这些问题，因此，姓名权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姓名权的概念及意义
姓名通常由姓与名（有的是一个名，有的则是几个名）组成，而由于各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不同，姓名来源就有不同的途径。例如，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一般人是没有姓的，仅有名。[2]在当今社会，因大部分国家要求出生后要进行登记，而登记必须要有姓名。而从姓名的取得看，个人的名一般都是由他人给定，而姓则是从家族的姓氏。子女由对其享有亲权的人取名，婚生子女通常由其父母取名，非婚生子女则由其母亲取名。在子女出生后1个月内须向户籍官员通告其姓名，并由该官员将之登记在出生簿中。以后姓与名的变更需经过主管机关的批准，其条件是“有重大理由进行变更”。[3]在我国，按照《户口登记条例》第7条的规定：“婴儿出生后1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弃婴，由收养人或者育婴机关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依照《民法通则》第2章第2节关于监护之规定，也应由有监护权的人取名。但由于传统的原因，我国实际上给出生子女取名的有的是父母，有的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有的甚至是家族中的长辈或者具有较高名望的人。
姓名权是自然人对自己姓名的专用权及设定或者变更的自由决定权。姓名权之所以被认为是自然人的人格权，是因为他是能够标表自然人作为存在的符号，这种符号能够同具体的人相联系。人的姓名的作用就在于使人们在一般交往包括法律交往中相互识别，[4]个人的姓名经过长期的使用，对该人来说，成为了其人格象征，并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这样就产生了保护姓名不受来自第三者侵害的意识。由此，作为人格权之一的姓名权逐渐得到了认可。[5]姓名权旨在保护姓名载体的个性，因此旨在保护其人格的一部分。[6]我觉得姓名和姓名权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生活方面的意义。在这一方面，姓名有利于交往，即方便了人们的交往，人与人通过姓名而标志出人格的抽象存在，即使在没有具体的人在场的时候，也可以轻易地谈论其长短。也就是说，姓名的出现，使人们抽象地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变得容易，即使个体的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够使其与其他人相区别。二是在私法上的意义。姓名使法律意义上的交易变得简单和方便，无论在契约自由、过错责任和所有权的行使方面都成为简单和容易的事情。同时，姓名更容易使人的尊严、名誉等得到更好的彰显。如果没有姓名，个人的个性的发展和名誉、信用等的积累将变得困难。这也从反面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日本只有贵族才拥有姓和名，它是贵族的特权。三是在公法方面的意义。姓名不仅与税收、服兵役等相联系，甚至跟国家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一方面，姓名的出现使国家对人的管理更容易和更方便，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可以轻易改变姓名而与前面的姓名失去联系，则其以前所有的历史和义务等都将消失，那么，一个债务人就可以通过改变姓名而逃避债务，或者一个因有严重前科的人不适合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将无法甄别。这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正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各国对于姓名都有十分完整和严格的管理制度。虽然个人可以变更姓名，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姓名权属于个人，但管理属于国家。不能因为法律制度的禁止就认为是侵害私人的姓名权。
三、姓名权的权利属性
姓名权是否是一种人格权，或者说它是否仅仅是一种人格权？它与其他的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有什么不同？对此，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姓名并非是人的身外之物，如同一件东西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而是使人个体化的一种标志、一个象征，所以它是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一种人格财产。因此，姓名权本质上是一种人格权，即在一个人的直接存在以及他的个人生活范围内，承认他不受侵犯的权利。[7]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及司法实践一般也认为，姓名权是一种人格权。
我本人对此有自己的疑问，我认为，姓名权不仅是一种人格权，同时也具有身份权的特征。理由是：
（一）从立法例上看，德国、瑞士等国家的民法典并没有将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作为权利来对待，而是将其作为法益规定在其侵权行为保护的范围中
但却明确规定了姓名权，德国学者拉伦茨还特别指出：（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列举了四种在受到侵犯时就完全同权利立于同等地位的“生活权益”，即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在它们受到侵害之虞时，司法实践准许提起除去侵害之诉，在继续受到侵害时，准许请求停止侵害。这样并不是说，有一种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并把这种权利与法律承认的人格权并列[8]。而拉伦茨与梅迪库斯坚称其民法典第12条的姓名权属于第823条中规定的“其他权利”，要受到第823条的保护。[9]但令人费解的是，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之于人的意义，要比姓名重要得多，为什么《德国民法典》认可了人对于自己姓名的权利存在，反而要将“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放置在权利的范畴之外呢？[10]
有的学者这样来解释“受法律保护”的对象与“权利客体”之间的区别：人应该是权利的主体，客体作为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它必须是人以外的事物。否则，假如它成为了人的组成部分，那么权利就将回指主体自身，导致主体与客体的混同。这就意味着权利在这里的存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法律对于人的保护，就足以实现人对于其组成部分的享有。近代民法在“属于我们的东西”上，刻意地强调权利与非权利的区分，是出于这样一个观念：人是民法的目的，民法首要的目的，即是人的保护。在人的保护中，那些内在于人的，因人的存在，就会当然存在的“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自然就隶属于“人本体的保护”范畴。法律保护人，就是在保护那些“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而那些外在于人的，并不会因为人的存在而当然属于人的“我们所负担的东西”，则需要用权利把它们与人连接起来，通过“权利的保护”，使之成为在法律上属于人的事物。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近代民法在规定了“姓名权”，却拒绝将更为重要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规定为权利的原因。正是由于后者对于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才使民法将它们确定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价值，看成是人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比较而言，姓名与人的距离则要远得多。姓名之享有，与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也无太大的联系。这就使得民法可以将姓名看成是人以外的事物，从而可以成为人的权利。[11]我十分同意这一解释的方法和理由。姓名的确是人的身外之物，因人的取名和长期使用而成为人的标志，但这种标志与其他人格利益差别太大。姓名没有惟一性的特征，许多人会用同一姓名，而其他人格利益却不同：几个人一条命的情况没有、几个人一种名誉权的情况也没有。这也说明，姓名属于人的身外之物。仅仅是因为长期使用而成为人的标志，成为标表型的人格权。
（二）从姓名的产生看，姓名权似乎完全不同于其他人格权
首先来看看德国的情况。在德国，一个人的姓名是由姓（家族名称）与一个或者几个名组成。从魏玛帝国宪法时起，贵族称号就成为姓的一部分。姓可以是出生姓氏，也可以是婚姻姓氏。出生姓氏是一个人出生时依血统关系而取得。婚生子女以其父母的婚姻姓氏为其出生姓氏；而非婚生子女通常以生母的姓为其出生姓氏。在《改革婚姻法和亲属法的第一部法律》与1976年7月1日施行前，婚生子女总是冠以父姓，这种规定违反日益强烈的男女平等的原则。现在成为标准的《标准的婚姻姓氏》是他们结婚时共同采用的“共同的姓氏”。在过去，妻子随着结婚即失去其原有的姓，同时取得丈夫的姓。现在夫妻结婚时，可以向户籍官表明以丈夫或者妻子的出生姓氏作为他们的共同姓氏。在他们没有作出决定时，丈夫的出生姓氏自动作为他们的婚姻姓氏……。[12]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情况。夫妻结婚后，妻子不可以选择姓氏或者保留其出生的姓氏，而必须要用丈夫的姓氏。尽管已经出台了改革的方案，但人们还没有看到希望。这一点是否违反《宪法》第13条还有疑问。在不认可夫妻别姓的现行制度下，很多因婚姻而改变姓氏的妻子不得不把原来的姓氏作为通称使用。一般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解决问题，但当妻子是公务员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在一个著名的“关口案”中，身为国立大学教授的原告，对于限其使用原来的姓氏的大学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认定国家负有允许其使用原来姓氏的义务，并以姓名保有权受到侵害为由请求损害赔偿。原告主张，作为人格权内容的组成部分，拥有保持自己姓名的权利受日本《宪法》第13条的保护。东京地方法院指出：为了把握公务员的同一性，使用其户籍上的姓名具有其合理性，而且在公务员中，把旧姓作为通称使用的情况还不能说很普遍。因此，不能支持原告的有关姓名保有权受宪法第13条保障的主张。因此，驳回了原告的主张。[13]虽然日本有的学者当时指出：如果10年后再回头看本案的判决，恐怕谁都会看到本案在人权问题上的狭窄视野和对社会变化反映的迟钝，谁都会感到明显的不和谐。但10年过去了，这种预言没有实现。[14]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情况。在我国，因1949年解放后特别强调妇女的解放和保护妇女权益，在当今结婚后随夫姓的情况，至少在汉族地区已经绝迹。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宗族制度，出于续写家谱的需要，对名字有许多限制和要求。如姓是统一的家族姓氏，但名字却要求中间一个字或者最后一个字在同辈份的人中是统一的，例如，毛泽东、毛泽民、毛泽潭等。
从这种国内与国外的历史和今天看，难道姓名权仅仅是人格权吗？是否真的与身份权不相干？《红与黑》的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之所以改变姓名，难道他不是渴望一种贵族身份吗？他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人一看到他的姓氏就知道他是一个贵族。直到今天，姓氏与身份也不能说丝毫没有关系。
我国有学者在分析姓名在中国与西方社会的身份作用时指出：姓名承担了代表群体或者个体、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关系、弥补命运缺憾、指代特殊事物、体现社会评价、凝聚文明精华等社会功能。姓名权在历史上的确曾经以身份权的形态存在过。在某些条件下，姓还可以发挥个体区分和身份区分的作用。因为在等级社会中姓本身就意味着高低贵贱。从微观上讲，家长权、夫权、亲属权等都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姓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德国学者莫迭尔等人才提出了姓名权为亲属权（即身份权）的观点。他们认为姓名权的发生多源于亲属关系，所以姓名权为亲属权的一部分。该观点从姓的角度论证了姓名权是一种身份权。……我们可以通过行辈字号等姓名制度轻易地判断出不同人的尊卑、血族、父母双亲、婚姻、子嗣、兄弟姐妹等社会认知因素，从而确定他们之间是否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有着什么样的亲属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都是什么。因此，姓名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可以成为身份关系的制度抽象，一个具体的姓名就是一个具体的身份，一个具体的姓名就意味着身份关系上的具体权利义务。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姓名权是一种身份权[15]。
在当今的中国，因解放后平等观念的荡涤，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贵族与平民的区分几乎已经根除。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的身份关系几乎消失。从个人的姓氏上几乎已经不能区别身份。但姓名在以下两个方面仍然起着标志身份的作用：（1）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某些姓氏仍然能够代表家族的身份。（2）在今天的中国，有的地方仍然存在续写家谱的行为和现象。
（三）从姓名的变更来看，姓名似乎离人很远
一般的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都具有与人不可分离的特点，但姓名权却可以依主体的意思并有理由时提出变更。从这一点上看，它似乎不具有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的一般属性。它仅仅是一种标志，而它本身却毫无意义。就比如说是一个商品的标记，仅仅是因为通过登记取得而使他人不可侵犯，但它可以被取代。因此，也就决定了姓名权的客体决不可能是姓名，而是一种决定用什么来作为姓名的决定权。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刚刚出生没有姓名而有姓名权。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姓名权不仅具有人格权的特征，还具有身份权的特征。而且，它与其他的人格权具有不同的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兼有人格权与身份权属性的权利。
四、姓名权的权能
对于姓名权的权能，学者之间具有不同的观点。我坚持姓名权仅仅属于自然人而非法人享有。法人的名称权看起来与自然人的姓名相同，但却有着本质的差别。尽管在西方有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可以将姓名注册为商号，对商号的保护似乎等同于对姓名的保护，但我仍然认为两者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故在此，我仅仅阐述自然人姓名的权能。
对于姓名权的究竟是一项积极权利，还是仅仅是一种防御性的权利，学者之间存在争议。[16]我认为，由于姓名权是一种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因此，它就不仅是一种“法益”，它有着积极的权利属性。但是，由于姓名权不存在转让问题，但却存在变更问题。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不同的是，它需要登记。而且，它同肖像权有些相同的是，可以通过同意他人使用而收取费用。当然，当他人侵犯时，可以请求法律的救济和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结合该规定，我认为，姓名权应有下列权能：
（一）姓名的自我决定权
姓名的自我决定权是指在姓名的设定和变更方面，姓名权人具有自由决定权，任何第三者不得非法干预。这应该是人格发展和自我决定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也是姓名权作为一种特别人格权的特别之处，其他人格权基本上不存在设定方面的问题。
虽然姓名权的设立和变更是一个私权的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的管理，甚至是公法上的利益。对此，德国学者指出：姓名的这种意义也适用于公法上的义务。所以，自然人是否有权任意变更其姓名，是一个属于公法范畴的问题。[17]故公民个人的这种姓名的设定或者变更权利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例如，发生的日本的上述“关口案”中的姓氏争议，就非常清楚地说明，结婚妇女无权随意选择或者保留自己原来的姓氏，必须该为丈夫的姓氏作为婚姻姓氏。在我国发生的“赵C姓名事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这种自由设定权或者变更权与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自出生起，赵志荣的儿子就一直使用“赵C”一名20多年。2006年8月份，正在贵州读大学的赵C到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江边派出所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时，民警告诉他，公安部有通知，名字里面不能有“C”字，要改名。尔后，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户籍科也告之，“赵C”录人不了公安部户籍网序。2007年7月6日，赵C向鹰潭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继续使用“赵C”一名。但是，结果还是“不可以、需改名”。
赵C很喜欢自己的名字，认为简单、好记、不重名，而且用了20多年，自己所有的档案关系都是“赵C”，要改名牵涉太多。同时，赵C也认为，既然公安机关在其出生时把“赵C”的户口和第一代身份证都给办了，现在又强迫他改名，显然是侵犯了公民的姓名决定权。为了捍卫自己的姓名权，2008年1月赵C将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告上法庭。2008年6月6日，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赵C胜诉。
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区分局于2008年6月提出上诉。法院二审时，双方激烈的法庭辩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 C”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可以使用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最后，在法院的反复协调下，当事双方在庭外都表示愿意妥协，双方最后达成和解。法院于26日19时12分对“赵C姓名权”官司当庭作出二审裁定，裁定撤销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赵C将用规范汉字更改名字，鹰潭市月湖区公安分局将免费为赵C办理更名手续。该案于2009年1月15日人选了2008年全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足见其在中国的影响之大。
该案涉及到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4条的规定这一核心问题，该条规定：“居民身份证使用规范汉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填写。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居民身份证用汉字登记的内容，可以决定同时使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文字或者选用一种当地通用的文字。”那么，什么是“标准的数字和符号”？对此条的解释无非有两种：一是C属于标准的数字和符号；二是C不属于标准的数字和符号。在此我不想就此作出解释，只是想说：如果C不符合这一规定，则公安部机关就没有侵犯其姓名自我决定权；反之，如果符合这一规定，则属于行政侵犯其姓名自我决定权。
对于未成年人的姓氏问题上，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1）未成年人的姓氏如何决定？（2）能否用父母姓氏以外的姓氏作为未成年人的姓氏？（3）父母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姓氏是否必然变化？是否归监护人或者抚养人单方决定？
对于问题（1），即未成年人的姓氏决定权，原则上说，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对于未成年人的姓氏，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按照当地习惯确定。
对于问题（2），父母在决定姓氏的时候，能否以父母各自的姓氏以外的姓氏作为未成年人的姓氏？对此问题，有些国家，如德国还是日本，法律规定有婚姻姓氏，夫妻的婚姻姓氏必须是一致的，不允许夫妻有两个姓氏，仅仅是如何决定的问题，即是决定用丈夫的姓氏或者妻子的姓氏作为婚姻姓氏而有差别。如果有婚姻姓氏，子女一出生，即当然拥有婚姻姓氏，就不会发生未成年人的姓氏如何决定的问题。而我国的法律和管理制度并没有规定婚姻姓氏，因此，子女出生后就会出现如何决定其姓氏的问题。如果夫妻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用丈夫的姓氏还是妻子的姓氏，或者协商一致用夫妻姓氏之外的他姓是否允许？至少从法律制度的层面看，迄今没有禁止性规定。而从实践的情况看，用夫妻之外的他姓登记为子女姓氏的情况也有存在，登记部门也没有制止。
对于问题（3），按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1951年《关于子女姓氏的批复》、1981年《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题的复函》及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如果子女虽未成成年，但有表示其意志的能力时，离婚后要变更子女姓氏，要征求子女本人的意见，并应以子女的意志为主。如果子女没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离婚前的子女的姓名。不能以抚养责任来决定姓氏的变更，即离婚后的子女的监护人或者抚养人不得仅仅以自己为监护人或者抚养责任人为由来单方决定没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子女的姓氏。
同时，在关于姓名的变更程序上，按照我国《户口登记条例》第18条规定，未满18周岁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或者父母、收养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18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二）专用权
日本学者指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姓名的使用不受他人干涉，当他人超越权限范围擅自使用自己姓名时，可以对此加以禁止。这是姓名权的本质，是很多国家的民法典作出规定的内容。[18]
这种专用权包括自己使用和允许他人使用。自己使用，是指在生活交往和法律交往中使用自己的姓名，例如，在签定合同时用自己的姓名签字；到某地参观考察可以将自己的名字签于留言簿上；也可以将自己的姓名适用到合伙、个体或者公司的商号或者商标等。
也可以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一般来说这种使用都是有偿的，非常类似于肖像的被允许使用。一般来说，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姓名的，将构成侵犯姓名权。当然，这种许可使用应明确使用的范围和目的。超出范围和目的使用，仍然属于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姓名。例如，A为自然人，与合伙企业B达成协议允许B合伙企业使用自己的姓名作为该合伙的商号的一部分。后来B变更合伙为公司继续使用A的姓名作为公司的商号的一部分，但没有通知A。 A认为变更后的公司未经其许可使用其姓名而侵犯了其姓名权。这种情况下，的确应该按照侵犯A的姓名权处理。
（三）姓名的持有权（保有权）
该权利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任何人有权保持自己的姓名权，非经自己同意不得被强迫放弃或者更改姓名。这一点也是姓名自我决定权的另一种表达，但角度不同。上述发生在日本的“关口案”中的原告就认为，结婚后必须改姓为丈夫的姓氏侵犯了其姓名保有权，进而侵犯了其《宪法》第13条的权利。在我国山东菏泽200多名村民因姓氏生僻而被迫集体改姓事件，[19]实际上就是侵犯了姓名的自我决定权和保有权。
第二种含义是当就姓名权发生纠纷时，有权要求司法机关确认自己的姓名权。《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有权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争夺该姓名的使用，或者无权使用该姓名的人使用该姓名，从而使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权利人得请求排除此侵害。有继续受侵害之虞时，权利人得提出停止侵害之诉。”即含有该含义。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完善企业财务约束机制，是落实和规范企业财务自主权，促进企业依法理财，维护国有权益，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几年来，随着财务管理权限的逐步下放，出现了一些企业国有权益被侵蚀，国家收入大量流失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严重妨碍
了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企业外部财务监督与企业内部财务约束相结合的监督机制，把国有企业各项财务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各级财政、审计、监察、税务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按照既各司其责
，又避免重复监督的要求，通过切实有效的财务监督工作，把企业财务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的意见
(财政部 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企业”)自主权特别是财务自主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落实，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推进政企分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缺乏完善配套的企业外部财务
监督和企业内部财务约束机制，相应的财务监督工作没有跟上，一些企业没有把国家赋予的财务自主权用在企业发展上，消费性支出失控，铺张浪费严重；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手中掌握的财务管理权，把持购销活动，通过关联交易化公为私，肆意挥霍。这些行为严重干扰了企业改
革进程，助长了奢侈腐败，企业的国有权益被侵蚀，国家收入大量流失。为了解决当前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工作，为严肃财经法纪，维护国有权益，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企业财务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政府转变职能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要求，把国家赋予企业的各项财务自主权真正落到实处，确保企业依法开展财务活动应当享有的财务自主权不受干扰。同时，通过对企业财务活动实施有效监督，规范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督促企业用好财
务自主权。
加强企业财务监督应遵循以下原则：政企职责分开，充分落实企业财务自主权，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依法实施财务监督，维护国有权益，防止国家收入流失；企业外部财务监督与企业内部财务约束相结合。
二、企业财务监督的内容。
企业财务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综合反映，对企业财务的监督应包括企业财务管理各个环节，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企业消费性资金使用的监督。企业应本着先生产、后消费的原则，合理安排各项支出。各项消费资金的使用，应编制项目预算和费用开支计划，报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审批，并据实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执行情况。企业购置小轿车要与企业的规模和盈利水平相适应，严格按
有关规定执行；亏损企业不得购买小轿车。企业建造职工活动中心、宾馆、招待所等非生产性设施，必须按基本建设程序立项，限额以上的项目必须报国家计划主管部门审批，限额以下项目必须报企业主管部门审批；企业修建职工住宅以及其他非生产性设施，不得挤占生产经营资金，不得
高标准修建和高档装修。企业人均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要相应扣减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比例或企业工资总额计划。
(二)加强企业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的监督。企业必须在满足生产经营周转资金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安排铺底生产经营资金。
(三)加强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督。企业对外投资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坚持集体讨论，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报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审批。除国家有特殊规定外，企业累计对外投资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技术改造任务重和生产经营资金不足，以及对外投? 报酬率预计达不到银行存款利率的，不得对外投资。
(四)加强对关联企业经营往来的监督。对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供应、商品销售、资金借贷、收入费用的核算以及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经费开支等，要分帐管理，独立核算，并建立必要的报表报告制度。
(五)加强企业购销活动的监督。企业应建立产品(商品)、原材料、设备等资产购销活动的内部控制制度。企业主要原材料、设备的购进价格以及主要产品(商品)的销售价格，与市场同类产品(商品)或企业以往购进及销售的同类产品(商品)价格差异较大的，应及时查明原因，并在企业财
务报告中予以说明。
(六)加强企业资金调度的监督。企业要建立资金调度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资金调度安全。企业开设的银行帐户以及按月编制的资金使用计划，必须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对无有效合同、无合法凭证、无合规手续的，不得对外支付现金(包括支票、汇票等)。
(七)加强企业成本费用的监督。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和费用开支标准，准确核算成本费用，建立健全内部成本控制制度，严禁少计少摊成本或乱挤乱进成本。
(八)加强企业资产处置的监督。对企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盘亏、毁损、报废等净损失，坏帐损失，被盗损失以及财产担保损失等，必须建立严格的鉴定和审批制度。对企业公司制改造、与外商合资合作及其他对外投资中的财产转移，要建立严格的评估和报批制度。
(九)加强企业利润分配的监督。企业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必须按规定分配。除公益金可以用于职工集体福利设施支出外，企业留用的利润必须用于企业发展。
(十)加强企业财务报告的监督。企业应按国家规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告，有关重大事项必须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予以披露。有关部门要制定科学的财务指标评价考核体系。企业财务报告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查的，要建立必要的抽查制度，以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
三、企业财务监督的范围及方式。
企业财务监督管理的范围，包括国有企业、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出资额所占比例超过50%或实质上拥有控制权的公司制企业。
企业外部财务监督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管财政机关负责。根据实际需要，主管财政机关可依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1994〕159号)向企业监事会派出监事，会同监事会中的其他监事开展监督工作。对尚未派出监事的企业以及国家出资额所占比例超过50%
或实质上拥有控制权的公司制企业，主管财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外部财务监督。
企业内部财务监督在厂长(经理)领导下，由企业财务部门直接负责，重大财务决策必须报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审议决定。企业应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完善包括厂长(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财务部门和其他职能部门在内的企业内部财务监
督管理责任制，自觉接受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四、企业财务监督的要求。
企业应自觉接受主管财政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如实提供完整的财务帐目、凭证、报表和相关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大决策和主要财务事项，应于当月及时向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厂长(经理)对企业财务监督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应积极支持、保障财务部门履行好财务监督职责，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财经法规，接受企业财务部门和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检查。企业财务部门要忠于职守，认真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督职权，确保对企业内部各项经
济活动和财务收支进行有效的财务监督和控制。
主管财政机关要严格履行职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财务监督要求，通过建立健全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网络，跟踪企业资金运动，监督企业银行帐户资金的变化、购销价格的异常变动、主要资产的转移过程、消费性支出的使用等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切实提高财务监督的
有效性。主管财政机关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得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企业索取费用和报酬。
本意见由财政部负责组织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可根据本意见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1997年2月27日
